长篇争辩英帝国和澳洲次大6的界别,魏玛共和国的衰落

魏玛共和国(德语:Weimarer
Republik)是指1918年至1933年期间采用共和宪政政体的德国,于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霍亨索伦王朝崩溃后成立。由于这段时间施行的宪法(一般称之为《魏玛宪法》)是在魏玛召开的国民议会上通过的,因而得此名称。其使用的国号为「德意志国」(Deutsches
Reich),「魏玛共和国」这一称呼是后世历史学家的称呼,从来不是政府的正式用名。

再来回顾一下欧洲大陆的另一个代表国家“德国”的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历程……

在魏玛共和国的统治晚期,德国政治比以前更加不稳定。布吕宁、冯·帕彭、施莱谢尔与阿道夫·希特勒
(1933年1月30日到3月23日)
共四位总理的政府实际上都是由总统选出来的独裁政权。在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代表军方进行了几个月的政治游说后,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在1930年3月29日任命财经专家海因里希·布吕宁接替赫尔曼·穆勒为总理。由于新政府未能在议会取得多数代表支援,所以只能让国家总统掌握紧急状态令,以致共和政权趋向保守。

魏玛共和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走向共和的尝试,于德国十一月革命后而生,因阿道夫·希特勒及纳粹党在1933年上台执政而结束。虽然1919年的魏玛共和宪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在法律上仍然有效,但纳粹党政府在1933年采取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政策已彻底破坏了共和国的民主制度,所以魏玛共和国在1933年已名存实亡。

同法国一样,德国的政治现代化之路也是各类“形而上”政治哲学思想的又一片试验田,甚至比法国走地更远更极端,时间也更长。与英国进行比较,德国的近代史更清晰地体现出了传统国家政治转型中必需得到解决的政治哲学核心问题之一: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由于议会拒绝支援一个不受欢迎的财政改革的方案,兴登堡采纳了魏玛宪法第48条,作为紧急法令。1930年7月18日,在社民党、德国共产党、纳粹党与德国国家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支援下,议会再度以微弱优势否决了该法案。

具体而言,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与个人权利之间关系的理念选择:到底是个人高于国家还是国家高于个人(先有国家还是先有个人)。在德国,这个问题又融入了日尔曼民族主义等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以至于它纠缠了德国100多年、打了两场世界大战后才得以彻底解决。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德国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最后还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价值观,建立起了“以人为本”(而不是传统的“以国为本”)的制度,才真正地达到政治现代化

9月14日,议会大选开始,形势大幅转变: 纳粹党夺得18.3%
选票,为1928年参选所得票数的五倍。这壹次,温和派未能组成联合政府和在议会取得优势。这只是鼓励纳粹党的支持者变本加厉,以暴力与恐怖企图夺得决定权。1930年后的共和国每况愈下,似是即将陷入内战。

政治意义上的“德国”这个词实际上是个较为晚近的概念。原本只有“德意志”民族这个词,用来表示东法兰克帝国境内居住的各个部族(后来又形成了多个邦国、公国),一直到后来19世纪普鲁士统一德国后,德国才被称为“德国”。而在此之前,德国较为正式的前身应当算是由N多个邦国组成的神圣罗马帝国(即希特勒所说的“第一帝国”),领头者是德意志民族中最强大的奥地利。但实际上它既不神圣,也不包含罗马,更谈不上是个帝国,而只是个较为松散的以奥地利为首的联盟。后来随着拿破仑崛起,神圣罗马帝国被成员们给解散了,当时的帝国皇帝也退回奥地利国王的位置

在往后两年之内,布吕宁尝试没有在议会取得优势之下,借用总统的紧急法案图谋变革。当时,欧美经济大萧条势头渐渐减弱。布吕宁相信自由经济理论,所以大幅减少政府开支和加税,以刺激经济增长。他预期并以为经济危机会及早停止,经济会逐渐复苏。于是政府完全停止从1927年开始推出的义务失业保障金提供任何公帑,令工人更勤力工作、失业者得到的援助金减少。这样的政策显著是不太受欢迎的。

18世纪初期,德意志各诸侯中的普鲁士开始崛起了,虽然在与拿破仑打仗时曾吃过大败仗,但最终还是作为欧洲反法联盟的主力而取得了最终胜利,于是正式成为欧洲列强之一。当时德意志各诸侯之中,当属奥地利和普鲁士最为强大,而两者相比之下奥地利更强,但两者都想统一整个德意志民族(而不再是神圣罗马帝国那样的联盟),于是互相之间竞争激烈。两者的统一计划略有不同,奥地利目标是整合所有德意志民族国家,而普鲁士的统一方案中则不包括奥地利在内(因为这样普鲁士就可以在剩下的成员中成为大哥了)。在实践中,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的普鲁士的方案占据了上风,1834年普鲁士在德意志地区建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除了奥地利和汉堡外都加入其中,而普鲁士自然是老大。这为普鲁士日后统一德国奠定了基础。1861年霍亨索伦家族的威廉一世即位,一年后著名的铁血宰相卑斯麦也上台执政。这时候的普鲁士已经开始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在欧洲大陆与多个国家(包括德意志本民族的邦国)打了几张,最终在1871年用铁和血统一了德国(但不含奥地利),史称“第二帝国”

1932年下半年,经济衰落终于结束,经济指标略见上升。不过,德国人普遍不再信任共和政府。历史学家一般为怎样评价布吕宁的政策而持不同意见,但是政策肯定令共和国渐渐衰退。至于当时布吕宁有没有更好的方略,到今天仍颇具争议。

德国的封建专制传统悠久,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就是普鲁士的容克贵族阶层。容克在普鲁士尚未崛起时就一直控制着德国的农民和农村经济(主要是易北河以东一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在19世纪初又渐渐开始转型,成为了容克资产阶级。而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对普鲁士王朝政治权力的控制,当时普鲁士内大小政治及军事官阶都是容克贵族们持有,其政治保守性和封闭性远超过现代化已久的英国和经历了大革命、摆脱了封建王朝的法国。从这一点来说,德国在近代走过的路与其邻国法国已经有了巨大的分野,德国并没有走入法国那种平民直接参与政治的“群众普力夺”之中,相反,德国的原统治阶级在资本主义兴起后依然牢牢地掌握了权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而且能够迎合经济大趋势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兴起)及时改变自身的统治模式,在这一点上,容克阶层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虚弱且完全寄生性质的路易十六和法国贵族们有着本质区别

最初,德国资本家与地主支援政府趋向保守。他们并非十分喜好布吕宁,只是相信保守分子可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但当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都普遍反对布吕宁的时候,资本家与地主都转向支援布吕宁的政敌希特勒与阿尔弗雷德·胡根贝尔格。1931岁末,保守政策最后失败。兴登堡与德国国防军决定放弃布吕宁,转而与希特勒和胡根贝尔格合作。兴登堡其实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重臣。这时候他虽然贵为总统,但实际上他不支援民主,而是反动派的支持者。

但尽管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德意志各邦国的政治系统还是慢慢往前走着。1848年是个里程碑的年份,德意志民族内的首席大国奥地利发生了政变,首相梅特涅逃亡英国,当时的奥地利皇帝费迪南被迫颁布了新宪法。不久后普鲁士皇帝威廉四世也被迫效仿。而其他小一些的邦国,诸如萨克森、巴登等,在政治革命道路上走的更远一些。当年5月的法兰克福议会可谓是后来魏玛共和国的雏形,基本确立了后来“德国”的范围,即一个不包括奥地利的联邦制国家,而1849年3月甚至还通过联邦宪法“伯多禄教堂宪法”。但总体来说,这仍是一次不太成功的革命,联邦临时政府有名无实,各邦国只在口头上承认而实际上并不怎么认同,甚至几个月后已经有邦国开始镇压法兰克福议会代笔,因此1848年的五月革命虽然产生了些形式上的成果,但这次政治革命(或改革)最后还是无疾而终

1932年5月30日,布吕宁在丧失兴登堡的支援后自愿下台。五个星期后,在布吕宁的支援下,兴登堡再度当选总统,压倒另一位候选人希特勒。

最终,还是由普鲁士靠着“铁和血”(而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之类的东西)统一了德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从政治形态上来看,在表面上是君主立宪制,但更精确地说,它属于“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制”,而不是英国在光荣革命后那样的“议会君主立宪制”。这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德意志第二帝国虽然有议会也有宪法,但实际政治大权还是掌握在君主手里(德皇威廉一世),只不过君主在行使权力时受到宪法制约而已;相比之下,英国的君主完全是个虚君,只扮演个国家形象代言人的角色,而政治权力则排他地由英国议会掌握。在很多具体方面都可以体现出德皇的权力,比如首相(俾斯麦)由德皇任命并仅对德皇负责,因此议会实际上根本控制不了帝国政府。而这些事项甚至都被写入了第二帝国的宪法内

德国在很多方面都有意无意地给后来的东亚国家政治转型提供了经验和范式:德国流行着在英法两国内从未成为主流的“国家主义”和“威权政治”,这正好是传统东亚国家政权特色在西方国家中的对应版本。而近代德国的政治改革也一直是内在精神上奉行国家主义,具体行动上实践着威权政治,这或多或少地被东亚国家所参照和借鉴着。这种模式如果任由其独立发展,只要硬件条件允许就会本能性地滑向军国主义道路,因为缺乏权力制约的全能政府国家天然地具有对内对外的征服欲,而只有融入英美的个人主义思想后才能中和平衡,这便是德日两国走过的道路,当然这是后话

因此,19世纪德国的政治改革比英国当年更为保守且缓慢,无法摆脱国家至上和全能政府这两个束缚政治现代化的枷锁。从好的一面来说,这个顽固特性避免了德国在政治转型期陷入法国式的混乱,但从负面角度来看,德国也因此距离真正的现代化政治相差甚远:既难以形成真正的公民社会,也缺乏政权参与的开放性。相反,在第二帝国初期,对于国内出现各类进步党派(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俾斯麦政府一直采取的是威权政治下高压维稳的姿态,典型的例子是威廉一世在位期间多次被刺杀令德国政府暴怒不已(尚未被确证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为),俾斯麦为此甚至强制解散了一次帝国议会,以迫使新议会通过他提议的《反社会主义法》

当然国家主义也并非只展现了消极的一面,全能政府下的德国是世界上首个给劳工们提供各类社会保险福利的国家,从1883年起几年里分别通过了《疾病保险法》、《意外灾难保险法》和《老年和残废保险法》等。这种福利社会制度的先驱后来倒成了德国乃至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立国之本(也有人称之为“莱茵资本主义模式”)。间接效果上,它也是解决缓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抵消极左红色共产主义影响的一帖良药。可以想象,最早俾斯麦政府通过这些立法的目的很可能只是为了与社会民主党派进行竞争在人民心目中的吸引力,表示即使是专制或威权政府也能提供社会民主派所主张的福利产品,以此平息国内矛盾。这些福利政策后来却成为典型的左派价值追求。俾斯麦这个当时代表欧洲旧势力的铁血宰相,其实乃是现代欧洲左派政治模式的真正奠基人,后世的左派们跟他相比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而内核上都是坚信大政府模式的

第二帝国的转折点在1888年,威廉一世去世,威廉二世继位。与俾斯麦着眼于欧洲大陆合纵连横战略所不同的是,威廉二世喜欢对外扩张,在全世界各地占取殖民地。两者执政理念间的矛盾导致俾斯麦在1890年不得不退下首相位置。在当时世界局势是,英国作为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占据了世界上最多的殖民地,而法国、荷兰、西班牙等也都比德国“走出去”的早,也都有了自己的地盘。德国之前一直忙于内部统一,等到19世纪末期再出去抢地盘时,发现其实没什么地方可占了。因此欧洲当时的局势很有点微妙,列强林立并且互相牵制。原本俾斯麦在当首相时还能凭借老练的政治手腕在各种利益冲突之间搞平衡,但威廉二世上台后就开始逐渐与俄国、英国结怨,再加上欧洲大陆上的一贯老冤家法国,德国一下子树立了多个敌人。而德国过少的海外殖民地更是加剧了这一矛盾的激化

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成为了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尽管在此之前一些年份里德国与其它资本主义列强已经是矛盾频发了)。整个战事一波三折,主要可分为东西两条战线。在开始几年间各方一直都互有大量死伤未分胜负,但各国国内经济却在这段期间内几乎都被拖垮(英国底子厚所相对稍好一些)。原本俄国由于1917年国内十月革命爆发退出战争,导致同盟国看似在僵持的局势中占了先机,但1918年起美国看准了欧洲诸国早已被战争拖地疲惫不堪,于是借墨西哥为理由而作为德国的对手加入了战争来补刀;而猪一般的队友意大利则早在1915年就投降到了协约国一方;而远在东方的日本也前来打了个酱油,宣布对德开战,其实是为了强占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打到最后德国自己后院也起了火,1918年时陆军元帅兴登堡建议德国议会“求和”,军队士气一片低落,甚至开始拒绝执行统帅部的命令,紧接着就是国内四处开始起义造反,柏林甚至爆发了“十一月革命”。在外忧内困的局势下,威廉二世这个怂人突然宣布退位,然后就逃到荷兰去了。没了皇帝、国内一片大乱的德国于是当然就只能投降了。与此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组成临时政府,宣布成立魏玛共和国。至此,德国从帝国跨入了共和国时期

就像后世很多处于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一样,魏玛共和国再次验证了“专制经常突然垮台,而民主从不会一夜来临”这一道理。考虑到德国本来的威权政治型态(这与法国大革命前期当时路易十六虚弱的统治力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其本来更可能走的路线是类似于英国的那种君主立宪制,逐渐缓步地把权力移交给议会,毕竟当时德国早就有了议会。但一战的失败以及威廉二世的出逃突然打断了这个进程,使得议会君主制这条路被堵死,德国有点戏剧性地突然变成了一个议会制国家

显然,这个从第二帝国到魏玛共和国的过程并非是有机的转变,而是受客观条件所迫的。魏玛共和国在本质上脱胎于旧政权的突然奔溃,属于一个赶鸭子上架的实验性替代品(在当时紧急状态下也的确没有其他备选方案)。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连国号都还没放弃“帝国”字眼的共和国的根基并不牢固(共和国乃是后世历史学家对其的学术称呼,“魏玛”一词其实来源于当时的《魏玛宪法》),也没有在根子上解决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

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没有稳定过。与几乎所有欧洲大陆的国家一样,魏玛共和国是个多党制国家,魏玛宪法上就确立了人民有着组建政党的自由。于是魏玛政府内部党派林立,互相之间有着较大的理念乃至意识形态的冲突

当然,这在民主化初期的任何国家都很常见。而德国原有的保守派们(主要是军队和容克贵族阶层)并没有真正接受过这个共和国,毕竟德国脱离帝制时间尚短。在这种政治混乱状态下,没有哪一派势力真正对魏玛共和国满意过。简单而言,当时整个德国国内对德国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尚未形成有机的共识,而是各派人马都有各自的观点,分歧相当巨大,这是魏玛共和国在当时背景下的先天缺陷

而共和国内的各政党自身也不成熟,故缺乏能够妥善解决这些实质性分歧的政治能力。魏玛议会内的已有政党不是极左就是偏左,但完全缺乏现代化的政治运作经验,因为第二帝国期间,在强势的旧体制政府主导下,这些政党从未真正执过政,而只是停留在坚持德皇领导的统一战线层面,顶多也就喊喊“清除腐败”、“还权于民”之类的口号。这是德国政党与英国政党有着致命区别的一点:英国长期以来有着限制君主权力的历史基础,到“光荣革命”时为止,独立的政党活动在资本主义兴起后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因此政党有着丰富的政治运作经验,在君主退位成虚君后,托利辉格两大党组成的议会就马上把政治权力接管过来并有效地运用。再加上英国当时主流政治经济思想分歧并不严重,两大党派又善于妥协而不是对抗(盎格鲁撒克逊人政治的一贯特色),因此英国的政治权力过度是相当平稳的

于是,在社会各派未形成共识、而政党和议会又不善于解决缩小分歧的情况下,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完全放开政治参与的制度设计就成了个致命的缺陷。这正好可以与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的形成一个对比。英国的政治制度发展一贯是谨慎保守缓步的,在初期只把选举权力限制占总人口数很少的有产阶级男性,以确保参政从政阶层的稳定性和价值观的一致性。而大部分公民,他们可能还不理解政治是什么和应该起什么作用;但没关系,这些人都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只享有社会活动的权利。这种有限政治参与的制度,如果从21世纪的角度来看,肯定过于保守甚至违背了平等原则。但这种21世纪的时代视角只是后世装B知识分子们的hindsight,全然无助于解决光荣革命那个时代背景下的问题,还未学会游泳的人绝不能一开始就扔进海里。在有限政治参与的框架下,可以限定第一阶段需要解决的政治分歧,有利于政治制度的平稳发展,等既有政治体制成熟了再慢慢逐步扩大政治参与范围,继而解决新进阶层所带来的新的政治分歧点

英国正是靠着这种谨慎保守的做法,平稳度过了那段共和国的新生期 –
对英国人来说,所谓全民参与的民主化政治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社会经济层面的自由度才是核心。而相比之下,魏玛共和国和法国一样体现了欧洲大陆哲学的“先验”特色,魏玛共和国虽然比英国晚了一百多年,却在政治制度上超前了不少:政党进入议会只靠选票数量而选民基本无资格限制、议会甚至允许有反对宪法的政党存在(党派林立的原因之一)。很显而易见的是,当时德国人在社会经济层面尚未达到英国社会的那种自由度,却在政治这个上层建筑方面走在了之先,这种倒逆的顺序好比是大雁没射落下来之前先开始争吵是该蒸着还是烤着吃

于是魏玛共和国走了和法国历史上若干共和国一样的弯路 –
政治完全变成了海量党派之间争夺选票的游戏,选出来的政府根本没精力考虑政府本身是需要做什么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后的几个共和国也是如此,这也是后世大量发展中国家所落入的“民主化陷阱”:只顾着内部争吵而缺乏凝聚力和执行力的议会和政府

在选民资格基本没有门槛的这一看似符合“平等”理念的选举制度下,政治上不成熟的选民们往往摇摆于各党派之间(更不用提常有的贿赂选民事件),而没有一个稳固的价值中枢来指导他们自己如何投票选出真正想要的议会代表(政府内代表完全基于议会内代表数量决定),其结果就是当时共和国内政治力量组合如魔方般变化无常,总共14年的共和国历史中政府更迭了18届,每届的平均寿命还不到1年,上台当政不久后就人亡政息,要想靠这种政府来有效执行公权力简直是沙上聚塔。一定程度上,甚至连《魏玛宪法》本身似乎也不信任被选举出来的议会和政府,把过多事项都赋予公投来表决。这种直接诉诸选民的政治模式,违背了现代政治中的代议制精神,进一步削弱了本来就不甚稳固的议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是魏玛政府的政权虚弱性的原因之一。于是德国人民开始怀疑民主政治本身,认为魏玛宪法下的议会和政府无法带领德国人走出困境,转而开始把政治诉求寄托于诸如德意志民族主义之类的其他思想

这样,在魏玛共和国的后期,趋近于极端主张的反民主政治势力反而倒是越来越在民众中产生了影响力,因为至少他们的政治主张比较明确而且行动力很强。其中代表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众“共产党”和后来建立起第三帝国的纳粹党,这两种看似截然对立的政治主张(国内有一种被误导的左右分类:把共产主义视为极左,而把纳粹视为极右)实质上在一个基本文问题却达成了矛盾的辩证统一,即“国家主义”,国家对社会的极权统治。后世的世界历史则展现了分别以它们作为建国之本的国家们将会变成怎样的情形

尽管后世的人们强力谴责纳粹党的统治,但一个吊诡的事实在于:希特勒的上台从表面来看是民主的,也符合当时的法律程序。根据魏玛宪法,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是个合法组建的政党,也有参选议会议席的资格。当时德国混乱的政党派系斗争是个贡献性因素:各大主要政党都没有在基本政治立场上达成底线性的共识,也各自都没有足够权威和实力引领德国(甚至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也无此能力),它们所做的只是纯粹在议会层面上倾轧混战。实际上,纳粹掌权之前,所有政党都把矛头指向的是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德共和德意志国民党(代表保守君主主义势力),这两者甚至连魏玛宪法和议会也一起反对,只是如上文所述由于魏玛宪法可笑的宽容性却一直是共和国内的两个合法政党。纳粹党作为政坛的后起之秀,在各政党间的实力并不算十分突出,而且当时人们也无法预见到它后来给德国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因此客观上纳粹党不可能成为其他政党同仇敌忾的对象,这给纳粹党日后的政治活动带来了灵活自由的空间

就纳粹党本身而言,希特勒的天生演说才能是其起家的一个优势,纳粹党严重依靠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的口号以及实惠性的承诺吸引了当时在经济困境中挣扎的大量德国人(尤其是底层的工人、农民、失业者等),从侧面反映出了德国人在精神意识上尚未具备英国式的个人自由意识,国家至上的口号仍具有相当的市场。连德国多个大企业也被这些口号忽悠进去了,认为纳粹党才是带领德国走出困境的希望,于是大力支持纳粹党的事业,使得纳粹党有了保障性的资金来源。纳粹党从1928年起家,当时仍是一个只有12席席位的小反对党,到1932年就成了魏玛共和国议会中第一大党,这其中一个可笑且可悲的事实在于纳粹党实际上一直和德共和德意志国民党一样,其宗旨在很多方面也是反对魏玛宪法的,这样一个政党竟然被民主选举成了魏玛共和国议会中的第一势力

1933年年初,纳粹党在议会的席位似乎已经上升到了顶点,无法再进一步获得绝对多数议席而绝对控制议会。此时希特勒通过与几派主要势力的博弈谈判,最终达成联合执政协议,当上了共和国总理,而当时其他党派的首领担任联合内阁的其他职务,以此期望形成一个互相制约的执政局面。但后来的政坛走向有点超脱这些人的控制,希特勒一当上总理,就开始使用政府镇压异己,通过各类立法而采用“合法”手段打击其他政党的活动,甚至抓捕议会代表。希特勒的目的是削弱议会对政府的制约,使得被纳粹党控制的政府能够彻底不受拘束的行使权力

魏玛共和国从共和国滑向第三帝国,其转折点就是此时(之前纳粹党进入议会扔不算转折点,因为当时并不意味着纳粹党彻底掌权)。这个转折的完成以3月23日议会通过对政府的“授权法案”为标志。按魏玛共和国宪法,必须得到议会2/3同意才能通过。纳粹党当时与国家人民党联合,但仍远低于议会中的2/3席位,故而需要其他政党支持该议案。当时的支持者是另一主要政党:天主教中央党,于是双方就某些条件达成协议后,天主教中央党就投票赞成了“授权法案”,再加上纳粹冲锋队对其他政党议员阻挠、威吓等手段,最终“授权法案”得以通过

由此,纳粹党控制的内阁就可以不再经议会同意便通过各类法律,于是党政合一且立法与行政权合一的第三帝国帷幕渐渐拉开,魏玛共和国于是也正式变成了“第三帝国”。与任何现代的极权国家一样,第三帝国也是个党政不分的国家,因此一定程度上第三帝国与纳粹党是个互相合体的概念

民主而衰弱的魏玛共和国正是垮在其中的纳粹主义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逻辑的因果律:极权主义可以视为是虚弱政权的一种矫枉过正的纠偏机制。这种自我纠偏是那些历史上一直是强权统治的民族国家之中的普遍规律。法国的那段共和国与帝国交替的近代史就是一个明证,共和国时期的政治混乱必须由拿破仑式的铁腕人物才能终结,他通过极权带来的秩序甚至被原先的秩序推翻者们所颂扬,“当波拿巴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原本最激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勒庞的《乌合之众》)。中国人常说:“大乱后必大治”,这是种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而另一句话“乱世用重典”则道出了这种经验反复出现的原因之一:被统治惯了的人民内心渴望强权的回归来结束乱世,哪怕新秩序是以恐惧为代价

关于魏玛共和国这短短14年历史的因果分析在政治哲学领域是个已经被大量研究的主题。而对那些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有着极佳的借鉴意义,可作为一个甚至比法国大革命更好的前者之鉴。法国大革命其爆发的偶然性因素更大,当时法国的政治环境实际上是在改好而不是变坏,只是路易十六的统治能力实在太衰,旧制度崩塌出乎意料地快了一点,于是形成了一个“群众普力夺”政治环境下发展出来的极端场景,就算是大革命前期的历史条件再次出现,也未必会发展到后来大革命那个最高潮的阶段,因为许多偶然因素很难再现。而对于魏玛共和国则是另一番情景,德国在第二帝国覆灭后并没形成“群众普力夺”的局面,但共和国在十几年后的历史轨迹却被硬生生扭向了极权制度,这个过程是一步步形成的,甚至纳粹党的上台也是在既有政治秩序框架下启动的。因此相比于法国大革命而言,魏玛共和国地缓慢滑向第三帝国具有更大的历史必然性

魏玛共和国自身的问题,如果横向比较来看,尽管显然不如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那几个国家,但不见得比其他国家来得差。政府衰败、议会虚弱、执法无力、制度漏洞这些要素几乎在任何一个政治现代化过程的国家中都普遍存在。但并非每个这样国家的政权都会垮台,事实上有不少国家活了一段时间后积攒了足够的经验,政权就稳固了下去。而那些垮掉的新生民主政权,其倒台的原因更常见的是外力而不是内生环境。拿法国为例,法国大革命后的前几大共和国/帝国都是在对外战争中度过的,如富勒所言,战争成了这些共和国的公分母。当时法国政权的主要对手便是英国为首的欧洲反法势力,于是每打一次仗就倒台一次政权,连拿破仑来统治法国也不例外。再说中国,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也是新生政权虚弱的典型,但从1911年到1937年日本侵华之前,国家尽管也有军阀混战的局面,但总体趋势仍一直在稳步向前发展,国民党执掌的政权也逐步稳固扎实,并无倒台迹象,若无日本侵华突然中断那段历史,当时中国更可能的情况是提早几十年就在亚洲崛起而不是之后再绕一个大弯路

说回魏玛共和国,其显然不是战争之类的外力而走向极权的第三帝国,相反却是变成第三帝国后再制造了出战争。这个过程走向的背后推力主要分为外部和内部原因

从外部的时代环境来看,当时的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在《凡尔赛和约》中承担了巨额的赔偿责任并遭受到割地、限制军备等大量惩罚。考虑到当初德国发动一战的目的就是试图重新瓜分欧洲各国在海外的殖民地,于是一战的结果对德国而言是偷鸡不着还蚀了把米,不但没抢到地盘还亏大发了。因此,彼时欧洲政治之乱世根源并未被消除,德国的军国主义精神只是被压制而未消散,甚至在民众内心深处中也有市场,一旦有机会就面临更大的反弹。因此一战的结束似乎只是个pause而不是end,英国外相曾预见性地认为《凡尔赛和约》只是份“为期二十年的休战书”

在德国人眼里《凡尔赛和约》条约无疑带有强烈的丧权辱国性质。由于第二帝国的倒台,魏玛共和国作为其法理上的继承人代表德国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尽管当时总统艾伯特也是迫于形势无奈。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魏玛共和国成了替罪羊。显然没有一个德国人会满意这份“和”约,尚未消亡的旧贵族阶层及军国主义思想者也把这当成了反对魏玛共和国的理由之一。而上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的经济危机加上巨额赔款的祸不单行,使得德国国内经济环境严重恶化。历史证明,这种内忧外患的环境总是滋生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或极端主义的最佳温床,无论哪个国家都是如此

魏玛共和国在当时面临的这些外部因素,首先从一个角度揭示了世界上很多民族国家乃至个人未有深刻思考反省过的问题:当你被其他人(或其他国家)普遍敌视的时候,你是选择报复性地同样敌视仇恨其他国家,以一个人对抗世界;还是选择主动放下姿态友好对待其他国家,以求通过改善自己来改善与他人的关系?民族、民粹主义者们都会以报复性的心态选择前者,认为报复、复仇或类似的概念乃是天然之正义,这其中隐隐含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思想:既然别人这么对我,我也应当对等地这么对待别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怀有这种思想的德国人并不占少数,在纳粹党上台前一直就潜伏在德国民众心里,而纳粹党上台后更是煽起这股对抗性思潮,以至于二战后德国人在几十年内除经济建设以外的主要任务就是反省之前的世界观。在美国的监督和帮助下,德国摈弃过去的一己对抗世界的复仇主义观念,换之为承认错误并放低姿态向他国开放并与之合作,最终赢得世界主流圈子的认同甚至是尊重。可以说,德国在二战后与一战后的态度对比(其实日本也是),对于那些后进国家而言是个极佳的现实教材

比起上述外部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来看,魏玛共和国的内部因素则更为本质性,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德国人自己亲手终结了魏玛共和国,尽管似乎是“不经意”之间。这种“自残”的方式,从表面的直接因果关系来看,是德国人通过纳粹党下的手,即藉由纳粹党结束了共和国。但如果就这么就事论事地把一切负面结果都简单归结于纳粹党的罪恶,这只是个天真的鸵鸟式想法,会使人无法从失败的历史中汲取真正的教训。纳粹的行为只是逻辑链上的最后一环,要真正反思历史避免重蹈魏玛共和国悲剧的覆辙,必须探究更深层的两个问题:纳粹党和希特勒为什么会被人民选上台,以及纳粹党和希特勒为什么有能力把德国带向极权制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