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日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深受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喜爱。为此,本刊特约请中国《三国演义》研究专家沈伯俊教授、旅日韩国《三国演义》研究专家金文京教授,就中国和日本的《三国演义》研究进行对话,总结成绩,指出问题,展望前景,以期推动今后的研究,促进中日文化交流。

《三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内容摘要《三国演义》数字化研究已经开展了数年,包括《三国演义》文献资料数字化和《三国演义》研究数字化两方面。在《三国演义》文献资料数字化方面主要进行了版本数字化,已经完成了八种版本的数字化和计算机自动比对,包括逐行比对、分窗口比对、图文对照等显示方式。《三国演义》文献数字化还有许多课题需要做。下一步工作计划包括:增加数字化版本数量、《三国演义》文本从简化字转成繁体字、开发日文版版本比对软件,实现《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历史文献的数字化文史对照等。

www.55402.com,永利会员登录网址,沈伯俊,历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金文京,现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www.402.com,在明清几大古典小说名著中,《三国演义》成书最早,《三国》研究的历史也最悠久。仅从现存最早的弘治甲寅庸愚子所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到撰写本文的1996年,时间就长达五百余年。如此漫长的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阶段:清代;“五四”前后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由于篇幅和时间的限制,本文打算仅就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历史与现状略加论述。同时,限于条件,论述的内容将以中国大陆的研究情况为主,适当兼及台港澳地区和国外的研究成果。

1、《三国演义》数字化研究的历程和现状

1999年笔者开始《三国演义》数字化研究,从1999年太原清徐第十二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到2004年四川绵阳第十七届中国《三国演义》研讨会,曾六次在大会上发言,介绍《三国演义》数字化研究的进展,得到各方面的好评。2001、2003、2005年由笔者发起、组织在首都师范大学先后召开了三届“中国古典小说数字化研讨会”,2004年由韩国中国小说学会组织在汉城召开第三次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2006年7月将在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召开“第五届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与数字化研讨会”。这几次专题研讨会大大促进了《三国演义》等古代小说数字化的发展。《三国演义》数字化研究主要包括《三国演义》文献资料数字化和《三国演义》研究数字化两方面。在《三国演义》文献资料数字化方面,已经完成了八种版本的数字化,即毛本、嘉靖元年本、周曰校本、李卓吾本、钟伯敬本、李渔本、叶逢春本、黄正甫本等,其中有六种“演义”系列版本,两种“志传”系列版本。并实现了各种版本的计算机自动比对。文史对照计划将开展多种版本与史书(《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的全面对照,除人工利用电子文本进行对照外,利用计算机的选择对照软件也在计划中。《三国演义》数字化研究的特点是: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分别从小说、历史、地理三方面,对《三国演义》进行多学科、数字化的综合研究。在《三国演义》研究数字化方面,目前主要集中在版本演化研究、地理研究两方面。版本数字化研究方面目前主要包括书名研究、则目和分则研究、周静轩诗研究、关索研究等几方面。在地理数字化研究方面,已经完成了全套《三国演义》地图,包括形势图、事件图和人物行踪图等,完成山东和四川地理错误分析、地理错误与版本演化分析等。回顾《三国演义》版本数字化从1999年到2006年七年来的历程,非常感谢《三国演义》诸多专家对《三国演义》数字化的大力的支持和无私的帮助,其中包括国内《三国演义》专家沈伯俊、周强、刘世德、段启明、陈翔华、欧阳健等先生,日本学者金文京、中川谕和上田望先生等。此外还得到许多朋友的真诚的帮助,包括国学时代公司尹小林以及山东桑哲、上海李金泉以及天津邓宏顺等同志,《三国演义》数字化软件开发工作是由笔者的硕士研究生李东海完成的,对这些同志几年来对《三国演义》数字化研究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深表谢意!下面分别介绍《三国演义》版本数字化和数字化版本比对。

沈伯俊:金文京教授,在中国古典名著中,《三国演义》大概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感兴趣的小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中日两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交流也有了新的面貌。我想和您共同回顾这一时期的研究情况,并对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金文京:很高兴有机会同沈教授一起进行回顾和展望。《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成书以后,很快传播到日本、韩国、越南等近邻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国家的人民对《三国演义》的喜爱、对其内容的熟悉程度,比之中国,可谓毫不逊色。早在元代,朝鲜半岛的高丽人所编的汉语会话课本《老乞大》中就有当时高丽商人在大都的书店买到《三国志平话》的记载,这是有关《三国志平话》最早的文献纪录。而在日本,1689—1692年之间出版的湖南文山(京都天龙寺的两位和尚义辙、月堂的合名)所译《通俗三国志》是世界上第一个《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本,对《三国演义》在日本的普及产生了极大影响。长期以来,日本学者都很重视《三国演义》研究。因此,日、中两国学者就此进行交流,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研究发展的基本轨迹八十年代伊始,已经摆脱“文革”桎梏,正在大胆解放思想的中国学者便以新的精神面貌,对《三国演义》进行了可贵的重新探索。他们或针对极左思潮加给《演义》的种种污蔑之辞,发出了“重评《三国演义》”的呼声(见陈辽《重评〈三国演义〉》文,载《文艺论丛》第10辑);或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演义》的成书年代(如章培恒、马美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袁世硕的《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载《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周邨的《〈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或分别论述了《演义》的主题思想(如王志武的《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朱世滋的《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丹东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叶胥、冒炘的《谈〈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载《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赵庆元的《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或对《演义》的主要人物曹操、诸葛亮作出了富有新意的分析(如刘敬圻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李厚基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主角》,载《新港》1980年第12期;陈翔华的《论诸葛亮典型及其复杂性》,载《文艺论丛》第12辑)。这些论述,意味着《三国演义》研究开始由沉寂走向复苏;但因成果较少,力量分散,尚未形成声势。1982年7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研究》杂志在全国率先开辟“《三国演义》研究”专栏,集中发表刘知渐的《重新评价〈三国演义〉》、李厚基的《〈三国演义〉构思基础质疑》、陈周昌的《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沈伯俊的《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情况综述》。对此,《人民日报》迅速予以报导,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继后,该刊又在1982年第5期、1983年第1、2期接连发表《三国演义》研究论文,进一步引起了学术界同行的关注和回应。在此基础上,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和文学研究所联合发起的全国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于1983年4月在蜀汉故都——成都举行,来自国内17个省、市的120余名学者出席,这是《三国演义》研究史上专家学者们的第一次大聚会、大交流。在这次讨论会上,大家围绕着《三国演义》的作者与版本、《演义》的主题、《演义》的艺术成就、《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向全国同行发出了筹建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的倡议。会后,《社会科学研究》于1983第4期集中发表了《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综述》和7篇论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也于是年12月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三国演义研究集》。1984年4月,来自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的170余名学者会聚曹魏故都——洛阳,举行第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并正式成立了中国《三国演义》学会。这是《三国演义》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一支全国性的,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已经形成并日益壮大。这支队伍是富有活力的,又是非常团结的,它是《三国演义》研究事业不断深入发展的主要动力。经过这样几个阶段的努力,《三国演义》研究很快形成兴旺的局面,成为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十六年来,《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古代文学界公认的发展健康、成就显著的部门之一。其突出标志是:学术成果大量涌现。据初步统计,自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已经公开出版《三国演义》研究专著、专书60余部,发表研究文章1200篇左右。在这些专著、专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11部:《三国演义纵横谈》丘振声著,漓江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三国演义创作论》叶维四、冒炘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三国演义新论》刘知渐著,重庆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三国演义论稿》高明阁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诸葛亮形象史研究》陈翔华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三国演义考评》周兆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三国演义美学价值》霍雨佳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三国演义艺术欣赏》郑铁生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三国漫谈》沈伯俊著,巴蜀书社1995年2月第1版;《三国演义资料汇编》朱一玄、刘毓忱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三国演义辞典》沈伯俊、谭良啸编著,巴蜀书社1989年6月第1版。这一时期,台港澳及外国学者也出版了一些《三国》研究专著,笔者知见的较有代表性的有日本学者金文京、井上泰山等合著的《〈花关索传〉研究》(汲古书院1989年)、澳门学者陈伯煇的《〈三国演义〉悲剧探源》(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等。此外,若干学者的综合性著作中也包含对《三国演义》的论述,其中一些颇有分量,如吴组缃的《说稗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何满子的《汲古说林》(重庆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段启明、陈周昌、沈伯俊的《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张国光的《古典文学论争集》(武汉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常林炎的《宿莽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刘敬圻的《困惑的明清小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王齐洲的《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丘振声的《新竹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王枝忠的《古典小说考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欧阳健的《明清小说新考》(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12月第1版)、张锦池的《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华艺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等等。美国学者蒲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沈亨寿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也颇有见地。学术会议接连举行。十六年来,总共举行了10次全国研讨会、3次专题研讨会、2次国际研讨会。1.全国研讨会。已经举行了10次。除了上面谈到的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第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之外,还有以下8次:第三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1985年10月在江苏镇江举行;第四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1987年10月在湖北襄樊举行;第五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1988年5月在海口举行;第六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1990年9月在四川绵阳举行;第七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1991年10月在湖北江陵举行;*第八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1993年9月在河南许昌举行;第九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1994年8月在江苏无锡举行;第十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1995年5月在湖北当阳举行。2.专题研讨会。已经举行了3次。包括: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研讨会1986年12月在广州举行;《三国演义》版本讨论会1987年1月在云南昆明举行;孙吴与三国文化研讨会1993年5月在浙江富阳举行。3.国际研讨会。已经举行了2次。包括:三国与诸葛亮国际学术讨论会1985年11月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四川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1991年11月在四川成都举行。学术团体机构纷纷建立。继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之后,一些省、市、县级学会也陆续成立,有的地方还建立了专门研究机构。1.省级学会。包括:湖北省《三国演义》学会1988年4月成立,挂靠湖北大学中文系;四川省《三国演义》学会1988年6月成立,挂靠成都武侯祠博物馆。2.市、县级学会。包括:四川省梓潼《三国演义》学会1985年6月成立,挂靠梓潼县政协;四川省绵阳市《三国演义》学会1991年4月成立,挂靠绵阳市富乐山公园;四川省广元市《三国演义》学会1991年9月成立,挂靠广元市政协;江苏省邳州市《三国演义》应用研究会1992年5月成立,挂靠江苏省运河师范学校;山西省清徐县罗贯中研究会1992年9月成立,挂靠清徐县志办公室;江苏省镇江市《三国演义》学会1992年12月成立,挂靠镇江市文化局;浙江省富阳市《三国演义》学会1993年9月成立,挂靠富阳市文联;河南省许昌市三国文化研究会1994年11月成立,挂靠许昌市文联。3.专门研究机构。目前已经建立的有:四川大学三国文化研究中心1990年4月成立,挂靠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1994年4月建立,挂靠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这一切,形成了《三国演义》研究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一、新的进展,新的突破沈伯俊: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三国演义》研究发展健康,成绩突出,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所瞩目。其主要标志是:其一,学术成果大量涌现。根据我的初步统计,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已经公开出版《三国演义》研究专著、专书大约140部,相当于过去三十年总数的二十八倍;发表研究文章大约2000篇,相当于过去三十年总数的十五倍。其中包括一批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成果。其二,学术会议接连举行。二十五年来,总共举行了十七次全国性的《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五次专题研讨会,两次国际研讨会。这些会议,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发展。其三,学术团体纷纷成立。继1984年4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之后,一些省、市、县级学会也陆续成立,有的地方还建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它们是《三国演义》研究事业不断发展的主要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