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族逸事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是考古民俗学的入眼词www.5540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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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2017年年会”论文

泱泱中华尚缺一部代表中华文明的史诗巨著

人民网2017-11-22原创首发

人民网2017-11-25原创首发

文/田波

马家窑是考古民俗学的关键词

壮族神话与马家窑文化

史诗,又分为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对应创世神话、古史传说。创世神话是民族文化的源头,先民往往用史诗来讲述创世神话,昭示族源,凝聚人心。英雄时代,对应“古史传说”,上承神话时代,下启信史时代,是英雄史诗的创作素材。时下,国家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增强文化自信,助推中国梦。

田波王强

田波 王强

“《中国上古神话》的作者刘城淮……重点论析了女娲、伏羲生育、创造、再生人类的神话。他对这一组神话给予很高的评价:‘女娲-图腾,女娲用土造人,伏羲与女娲用土造人,伏羲与女娲再生人类,先后承接,组成了一部人类诞生的史诗。’(573页)他认为‘完全可称为全世界罕见的最完美的人类诞生神话’。(573页)”(潜明兹:《中国神话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4-259页。)

考古民俗学,指用考古材料研究民俗的学问。马家窑文化的历史价值是其民俗价值的基础,马家窑文化的民俗价值是其历史价值的挖掘。民俗起源,与人类起源,是同步的。中国是唯一健在的文明古国;因此,中国民俗学有四个节点:古代民俗、近代民俗、现代民俗、当代民俗。古代民俗,又分远古民俗、近古民俗。“华夏族-汉族”自称“炎黄子孙”,炎黄时代是中华起源史的转折点,即中华正史的开端。马家窑文化,对应的是距今五千年前左右的远古民俗,其时空与炎黄时代的大致接近;所以,借助马家窑文化,可以考证史前民俗、助推中国梦。因此,马家窑是考古民俗学的关键词。

对比壮族神话、马家窑文化,可知:壮族的坡芽歌书、花山岩画与马家窑彩陶在图画文字上可找到共同点,壮族的蛙神节与马家窑文化的蛙崇拜遥相呼应,壮族的米洛甲神话当是女娲神话的演化,壮族的伏羲神话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昆仑神话的古意,壮族与马家窑人都奉行拜祖教……古羌是华人的主源,马家窑文化的主人是炎黄时代前后的古羌,而壮族的主源百越,当是古羌的分支。因此,壮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壮族是马家窑人的远亲。

“按照神话思维,许多问题缺乏必要的中介环节和现实依据,也能进行推演。这点,屈原在《天问》里就意识到了,他一气对古神话问了许多问题,其中问道:‘女娲有体,孰制匠之?’造物造人的女娲,本身又是谁造的呢?这个问题抓住了神话思维的某些症结。在当时心理水平下,原始民族只能‘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取已知之‘象’,来究未知之谜。用含混的象征语言来解释当时‘本体论’方面的重大问题。与这类关于天地和生命起源的哲学或科学构思最接近,人们最熟知、最易产生联想的,自然是能生儿育女的母体。于是,女性的‘女娲’便融合着原始民族各种有关心理表象,成了解释这个问题的特定符号,有了这个渗透原始民族集体意识的类化意象(这可以看做一个“大前提”,不管这个“前提”多么缺乏逻辑根据),其他‘推演’(当然是神话思维自己的“推演”),也就相应‘生’出来了。已知的母体的生育能力,成为未知的万物来源的推论依据,也就是说,有了‘女娲’这样一个代表超自然力量的形象符号(不管“女娲”本身来自于何处——神话思维是不会像逻辑思维那样彻底的),便可以连续不断地产生出所谓‘故事流’来了。‘女娲补天’、‘女娲造人’、‘女娲为媒’等一系列神话,‘胜利’地解决了日月为何西沉,江河为何东流,人怎样诞生、繁殖等原始天文学、地理学、人类学方面的问题,成为人类思维对宇宙和生命奥秘所做的最早的原始科学和原始哲学的探讨。其他如‘浑沌说’、‘鸡子说’、‘元气说’等等,亦不过是在同等思维水平下争鸣的各种‘学派’罢了。”(邓启耀:《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159页。)

马家窑、考古民俗学、关键词、中国民俗学、五千年

壮族神话、马家窑文化、创世神话、祖先崇拜、中华民族

“新中国成立后,经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马家窑遗址实地进行考古挖掘之后,根据三种类型文化分布的地层关系和碳十四测定的数据确定:马家窑类型产生于距今5800年至4800年之间,半山类型产生于距今4800年至3800年之间,马厂类型产生于距今3800年至2800年之间。马家窑文化最早期的一个类型是石岭下类型,它主要分布在甘肃的甘谷、武山一带,大约在距今6800年到5800年。随后,便转入了马家窑类型。”(王志安:“解读神秘的马家窑文化”,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马家窑文化源流》第10期,第103页。)

一、中国民俗学的四个节点

引 言

图腾崇拜是创世神话的主干;因此,神话时代又称图腾时代。马家窑文化,证实中国人的图腾崇拜是从古至今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些马家窑彩陶上,蛙神的下身有一个硕大的女阴,显然她是一位生殖大神。那么,她是谁?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的“蛙-蛙龙-中国龙”、“蛙-蛙神-女蛙-女娲”演变过程,被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志安先生解读之后,获得广泛认可,他说:“甘肃马家窑彩陶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一件带文字的女娲彩陶,意义非凡,有必要为人类始祖建馆立堂,为国家立魂,使民族归心。”

人猿揖别,肇始民俗;民俗与人类同在,人的群居催生了民俗,社会性是民俗的首要标志,有了人便有了民俗,民俗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因此,追溯民俗的起源,应当借助于史前考古。中国是唯一健在的文明古国;因此,中国民俗学有四个节点:古代民俗、近代民俗、现代民俗、当代民俗。

目前,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是广西定居最久的民族。《民族艺术》主编许晓明老师,是位心忧社稷的壮族学者,2017/9/17在微信里发了一张用“古壮字”书写的麽教经典的图片,说:“不把这些经本吃透,愧对公祖。”她所说的经本,是壮族的麽教经典,比如《布洛陀经诗》,讲道:太古之世,人间混乱,伦常颠覆,伏羲下凡,济世救民,立下祭祖等规矩,方有我辈。

史诗被誉为民族文化之源的标志,一个民族古老与否的标准之一便是看它有无史诗。“史诗”一词,来自西欧,但中华有着悠久的史诗传统,尤其是以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族的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著称于世。在西南三省,则有神话学家陶阳老师、李子贤老师等人所说的“史诗群”。《黑暗传》,被神话学家袁珂老师视为“汉族史诗”。神话学家刘守华老师,对《黑暗传》进行了持续几十年的跟踪研究。

古代民俗,又分远古民俗、近古民俗。远古民俗,又叫史前民俗,对应的是原始社会、神话时代、中华起源史、夏朝之前。炎黄时代是中国起源史的转折点,即中华正史的开端。原始社会,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因此又称“史前”。研究原始社会,资料有三:古传的神话、民族学的田野资料、考古学的文物。古传的神话,即创世神话,是初民的百科全书、口碑史书;所以,原始社会又叫神话时代。出土文物是初民的物质遗留物,神话是初民的精神遗留物。大致而言,马家窑文化是炎黄时代的物质遗留物。因此,借助马家窑文化,佐以创世神话、田野资料,可以考证炎黄时代的民俗。

同理,马家窑彩陶是华人的“公祖”留下的“经本”,有待我辈去领悟、传承、光大。这些彩陶上,就有关于女娲、伏羲等人的信息,而他俩被甘肃的百姓奉为“人祖”。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等地,“以陇中大地湾核心向四周辐射,东经泾渭流域上游,西至黄河上游龙羊峡附近,北入宁夏清水河流域,南达四川岷江之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彩陶文化圈”。马家窑文化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洮阳镇马家窑村巴马峪沟口,东西约350米,南北约280米。

但是,总体而言,泱泱中华尚缺一部代表中华文明的史诗巨著。为此,四川教师范云程先生等人,为之做出了可贵的尝试。距今5000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所对应的时代,正是创世时代(神话时代)、英雄时代的过渡期;因此,马家窑文化,繁盛了数千年之久,完全能满足史诗的宏大叙事,期待更多的诗人、作家、学者,参与马家窑文化的研究、写作。

考古民俗学,指用考古材料研究民俗的学问,当是民俗学的重要分支。对此,前人早有研究,比如:(1)周星:“考古学与民俗学”,《江汉考古》1991年第4期。(2)韦禾毅:“古老学科出新意——读周星新著《史前史与考古学》”,《文博》1995年01期。(3)陆思贤:《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8年。(4)许顺湛:“民俗学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许顺湛考古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5)刘昭瑞:“考古发现与民俗学研究二三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6)赵冬菊:“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的互渗——以长江三峡地区文化遗产为例”,《南方文物》2006年第3期。

甘肃,是华夏文明的定型之地。传说,女娲、伏羲、黄帝都诞生于甘肃,故称“羲里娲乡”、“羲轩桑梓”。轩,即姬轩辕,指黄帝。大地湾文化,距今8000年,是中华早期的农业文明,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彩陶。马家窑文化,是史前彩陶文化之最。炎黄蚩,即炎帝、黄帝、蚩尤,被誉为第一部中华“正史”的《史记》以他们开篇。“有史自炎黄始”,早成常识;“上下五千年”泛指中华文明,而它是以炎黄蚩为起点的。马家窑文化与炎黄蚩文化,在时空上大致接近;因此,马家窑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2017-11-18兰州

“民俗学在西方诞生之初是从搜集民间文学开始的。”“民俗学早期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格林兄弟。但是,民俗学(folklore)一词却是1846年才由汤姆斯(W.J.Thomas)首先提出。在此之前,民俗学在德国被称为人民学(volkskunde),在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被称为大众古俗(popular
antiquities)或俗文学(popular
literature)。1846年,在写信《雅典娜神庙》杂志的信中,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提出用folklore一词来概括此一新兴的学科。从此以后,民俗学风靡欧洲。”

本课题,以壮族神话为个案,结合马家窑文化的解读,重述文化祖先,探索中华起源。本文所说的神话,即创世神话,是关于族源记忆的神圣叙事,是民族文学的源头。昆仑神话是中华创世神话的脊干,壮族神话属于中华创世神话。将壮族神话、马家窑文化放在中华文明的大背景里,多角度对比,是很有趣的事。当今中国,对类似案例的剖析,有助于巩固华人的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认同、促进民族复兴。

读邓启耀老师微信所发《2017年史诗讲习班:课程表(上网版)》有感

“人们通常把寻找现代中国民俗学源头的路径放到西方,追索到德国的格林兄弟、英国的汤普逊等。德国格林兄弟在一百多年前对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确实功勋卓著,对于西方民俗学的发生起到重要作用。差不多同时,英国学者汤姆斯发明了‘Folklore’一词,标志着民俗学的诞生。从那时到现在,有一百五十年以上的时间,但是不到两百年。对于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发生,人们追溯到1920年‘歌谣研究会’的成立和后来《歌谣》周刊的出版,就算从1918年开始搜集歌谣开始,也是连一百年都没有的。中国民俗学的历史为什么被确认得这样短呢?中国民俗学的学术史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的民俗实践。中国民俗学有四个重要的节点,颇类似中国历史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也就是说,中国民俗学有四大学术来源。中国民俗学的第一个来源是中国五千年的民俗实践与民俗观念。”

一、图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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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所说的“中国五千年的民俗实践与民俗观念”,从哪里算起?答案是唯一的,即:从炎黄时代算起。炎黄蚩,即炎帝、黄帝、蚩尤,被誉为第一部中华“正史”的《史记》以他们开篇。“有史自炎黄始”,早成常识;“上下五千年”泛指中华文明,而它是以炎黄蚩为起点的。由《史记》开始,演绎了煌煌“二十四史”,其实何止二十四部史书?“二十四史”早已成了中华正史的代名词,昭示着中华文明的古老、悠久、博大、精深。

在中华文明里,商代的甲骨文被视为成熟文字,但它绝不是最早的文字,文字的形成必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甲骨文之前,最有可能的是陶文,即刻绘在陶器上的文字。布洛陀神话《造文字历书》讲到壮族最早的文字——刻画文,源于螟虫爬出来的纹路,因此称作sawva,即像虫子爬出纹来的字。它又称作sawgoek,意为本源字、本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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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是从炎黄时代开始的。炎黄时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传说,经过二、三千口耳相传,从西周开始先后写入古代文献,通常称为传说史料。关于炎黄时代的传说史料一度被认为出于战国秦汉人的臆造。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传说史料基本上是可信的。以这些考古材料为依据,可以从经济、文化、社会三方面说明,炎黄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开端:一、考古发现证明,传说史料记载的炎黄时代原始农业繁盛的状况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二、考古发现证明,传说史料记载的炎黄时代文化发展水平也是可信的,这可以从文字、艺术和原始宗教三项来说。三、炎黄时代,国家已处于形成过程,在这方面,传说史料和考古材料所反映的状况也是一致的。”

“壮族的文字发展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刻划文字时期,其次是始于唐宋的古壮字时期,最后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壮文时期。布洛陀神话中描写了壮族先民在上古时期就已经使用的刻画文,称其为Sawgoek(根源书)或Sawva(花纹书)。目前发现最早的刻画文出现在广西钦州市大寺镇那葛村马敬坡出土的商代石磬上。在中原汉文化进入岭南之后,壮族先民又参照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了可以表达壮语读音与意思的古壮字。古壮字在唐朝就已被使用,广西南宁市上林县的唐碑上,刻有目前发现最早的古壮字。整合了布洛陀神话的布洛陀麽经经文,更是以古壮字写就并流传至今。”

注释:

炎黄时代,属于传说时代,尚未完全从神话时代脱离出来;但是,神话本身,被誉为“史影”,言其包含着历史的成分,尽管相比传说而言,这种历史的成分要少一些。既然神话本身也有历史性,那么关于炎黄时代的神话传说就必然有其对应的民俗。“神话是以认同性和建构性为目的的神圣性叙述,是一个集叙述与行为为一体的综合的文化体系。不是说所有的民俗都是神话的一部分,但是很多的风俗都是神话叙事的延伸。相当一部分民俗与神话传说是互为表里的。在节日习俗方面,更是如此。具有历史传统的仪式,一定就是民俗本身,它在形成仪式为后人追崇的那一刻起,它就是民俗了。也就是说,仪式就是民俗的形式之一。民俗有一些活动可能仪式色彩不明显,但是,具有传统的仪式行为一定就是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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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IEL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讲习班:图像、叙事及演述”课程表,中国民族文学网2017年11月16日。

可见,对于“言必称欧美”者而言,中国民俗学的历史不到两百年。显然,这种民俗学与古今一贯、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极不相符。在国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建构本土话语权、呼吁文化自信之际,有必要反思这种不合情理、舍中求外、妄自菲薄的治学路径。本文,将以马家窑文化为个案,践行这种反思;因为,马家窑文化是远古华夏文明的杰作,华夏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干。

(图1)

马家窑文化伏藏5000年,方遇贵人,即三大功臣,接力近百年,始将其远播于海内外,改写了人们对中华起源史的认知,重铸了国人的文化自信。这三大功臣,分别是:

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王志安会长,认为彩陶上的“卍”字(图1)、“巫”字(图3)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而这个“卍”字跟太阳鸟、太阳崇拜、生殖崇拜、阴阳观念有关。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卍”字是女娲伏羲交尾图的哲学化、抽象化、易学化,象征的是造化之道,并且在纳西族东巴教里可以找到根据,而古籍《淮南子》把女娲伏羲视为主宰天地万物生息繁衍的阴阳二神。显然,马家窑彩陶上的这个“卍”字跟笔者写作本文时所用的文字在造字法上是大不相同的,并非许慎《说文解字》总结的六书,而是以图画来象征性地表达,权且称作“图画造字法”。那么,这个“卍”便可称作“图画文字”。这种图画文字,至今仍流传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比如壮族的坡芽歌书,便是用图画文字写成的。

安特生(1874-1960),是马家窑文化的发现者,1924年这位瑞典考古学家在甘肃省临洮县洮阳镇马家窑村发现马家窑遗址。由于发现了周口店北京人、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安特生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五千多年前的马家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曙光,是先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璀璨明珠,数千年来沉睡于中华大地,无人知晓,揭开这一远古文明面纱的人就是瑞典学者安特生。”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刘大有副会长,2008年出版《安特生评传》一书,是研究彩陶文化的重要史料。

坡芽歌书,出自云南文山州富宁县剥隘镇的小山村“坡芽”。壮语的“坡”,即山坡,而“芽”是一种黄花灌木,俗称“黄饭花”,是壮家做五色花糯饭的染料。坡芽,汉译“山花烂漫的地方”。在一块长两尺、宽一尺的土布上画着81幅图画,有月、星、树、人、犁等81个物象。每个图案约一寸见方,呈红色,用削尖的竹签蘸上天然的红色仙人掌果汁绘成的。俗称“布瓦吩”,即“把花纹图案绘在土布上的山歌”,汉译“歌书”。一个符号对应很多音节、很多词汇,即许多音节和句子浓缩为一个符号,既隐晦又富于哲理,老歌手看到一幅图,就可唱出一首歌。语言学家周有光,将坡芽歌书定位为“文字之芽”。清华大学教授、古文字专家赵丽明老师,认为坡芽歌书“在文字形态上,比东巴文字更古老;在文学形态上,具有《诗经》的韵味”。

夏鼐(1910-1985),是马家窑文化的命名者,1961年这位中国考古学家在其《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中首创“马家窑文化”一词。碳十四技术,即放射性碳-14年代测定技术,是由夏鼐引进并推广的高科技,它让我们可以知道某一项古代文化确切的存在年代。马家窑文化的年代测定,靠的就是碳十四技术。

因此,很可能早期的坡芽歌书也记录神话,尤其是创世神话,即追溯起源的神圣叙事。先民往往用神话或神话味很浓的简洁叙事来构图,表达含蓄而深沉的意思,从而成为“图画文字”。从广西花山岩画、马家窑文化,就可看到这种构图法,或者说“造字法”。

王志安(1943-),是马家窑文化的解读与传播者,他带领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为马家窑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做出了的重大贡献。

二、青蛙崇拜

马家窑文化的发现,正值中国军阀混战时期,连年战乱,加之政府频繁更迭,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个远古文化。随后,又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后又遇到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等运动……直到“文革”结束,马家窑遗址的保护以及马家窑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才被政府、民间所重视。马家窑文化遗址,1976年该遗址被甘肃省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被甘肃省重新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国务院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文化研究会1996年成立,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2003年成立,实现了由县级向省级的升格。2003年,研究会举办马家窑文化发现命名80周年纪念活动,开通马家窑文化网。同时,研究会作为民间组织,万众一心、自力更生,筹建彩陶博物馆,创办会刊《马家窑文化源流》,多次举办研讨会,昭告天下:“我有璞石,以召名匠;我有梧桐,以引凤凰。”

远古时代,初民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生存问题,既涉及人的繁衍,也涉及物产的丰收;所以,生殖崇拜是当时的主流文化。这种情形,在远古岩画上多有体现,往往用赤裸裸的生殖舞蹈来表达对生命的礼赞、祈求。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马家窑遗址而得名,距今5800年至4350年之间。”“甘肃彩陶以大地湾文化为开端,马家窑文化为顶峰,至辛店、火烧沟文化,经历了四千多年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大约距今五千年前后,马家窑文化独放异彩,甘肃彩陶进入鼎盛时期。”

广西南部左江及其支流明江流域两岸山崖上大约200多公里的壁画,是春秋战国到汉朝的壮族文化,统称“左江壁画”,是中国最大的崖画群,分布地多达七个县;其中,花山最为宏大,故又称“花山壁画”。壁画全是红色,有人物、动物、器物、天体等图案。无论正面侧面,画中的人物多呈蛙形,双脚马步半蹲,双手托举,场面热闹,图案定型,用色血红,尽管有狗、铜鼓、犀鸟等图案,但以蛙为主,且壁画上的正面人物皆成蛙形,因此是一种祭祀蛙神的图腾仪式。

“新中国成立后,经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马家窑遗址实地进行考古挖掘之后,根据三种类型文化分布的地层关系和碳十四测定的数据确定:马家窑类型产生于距今5800年至4800年之间,半山类型产生于距今4800年至3800年之间,马厂类型产生于距今3800年至2800年之间。马家窑文化最早期的一个类型是石岭下类型,它主要分布在甘肃的甘谷、武山一带,大约在距今6800年到5800年。随后,便转入了马家窑类型。”

左江岩画,多画在水流湍急、河道转弯的悬崖绝壁上。这种地方,民间多被看作鬼魂神灵的聚集地,因此比岩画晚出的悬棺也多放置在这种地方。“二广深溪石壁上有鬼影,如蟾墨画,船人行,以为其祖考,祭之不敢慢。”(《续博物志》)“广西太平府有高崖数里,现兵马持刀杖,或有无首者。舟人戒无指,有言者,则患病。”(《异闻录》)“新宁州东南三十里,有画山,山崖上有仙人形。”(《广西通志》)

二、中华正史始于五千年前

广西左江花山崖画,有大量以蛙为内容的图案,是先民举行祭祀的形象记录。左江岩画,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蛙舞,还有孕妇舞、男女交媾舞、戴笠求雨舞等舞蹈,与马家窑文化彩陶上的多人牵手舞(类似如今羌族仍在跳的“萨朗舞”),以及彩陶上的蛙龙崇拜、女蛙崇拜,在功用上都是一致的,即:对于人,是祈求人丁兴旺、种族繁盛;对于物,是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马家窑类型产生于距今5800年至4800年之间”,而在马家窑文化的几个类型里,马家窑类型是主要类型;显然,以马家窑类型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与“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文明史”之说,在时间上大致接近。

“在壮族的图腾谱里,不乏飞天入地、硕大灵异的神物,上到舞动云端的天鹅,下到出没无常的长虫;凶猛的森林之王猛虎,温顺的人类之友家犬;硕大的牛,娇小的蜂……它们都曾经是壮族先民神坛上不可怠慢的神灵。但是,却没有一个比得上不起眼的青蛙普遍受宠,敬畏有加。”

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习近平作《报告》,讲了三句话:(1)“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3)“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

“古代百越各族普遍认为雷神主宰天晴下雨,对其敬奉祭祀。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广右敬事雷神,谓之天神。’以后一些民族又增祭雷神的使者蛙神。广西东兰一些乡村的壮族每逢久旱无雨、禾苗干枯,便以一村或数村为单位到蛙葬场祭拜蛙婆求雨,请摩公或村老唱颂蛙婆恩德,诉说干旱苦情,祈求蛙婆向天上雷神报讯赐给甘雨。”“壮族的青蛙节,是祭祀青蛙图腾的仪式。”“壮族认为自己是青蛙皇帝的后裔。”

显然,《报告》里的这三句话,道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华正史,始于五千年前。正史,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正宗根脉,即道统。炎黄二帝,位列五帝,是古传之说,而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华夏族-汉族”,自称“炎黄子孙”。马家窑文化与炎黄时代,在时空上大致接近。因此,马家窑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司马迁写第一部“正史”即《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时,未曾见到类似马家窑彩陶那样的炎黄时代的遗物;因此,对马家窑文化的研究有助于纠正《史记》的一些“笔误”。其中,从民间信仰、民间文学、传统节日、神话学、故事学、史诗学、口头传统研究、民族志等民俗学的角度,可以研究炎黄时代的民俗,进而探索它跟当下、跟未来的关系,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蛙婆节,俗称蛙神节、蚂歌会,是广西东兰、
南丹、天峨等县壮族传统节日。节期从农历正月初一至三十(有的地方至十五)日,以大村寨为单位或几个村寨联合举行,有“请蛙婆”、“唱蛙婆”、“孝蛙婆”、“葬蛙婆”等仪式。整个节日活动以赞颂蛙神给人间带来雨水、保佑丰收的功绩贯穿始终,为娱神的歌舞盛会。人们把大年初一找到的第一只青蛙奉为神圣,抓获此蛙者受到敬重和拥戴,是当年主持祭蛙仪式的首领。

“考古资料显示,早在距今一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2000年-9000年),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就已经发明了陶器。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9000年-7000年),陶器逐步开始普及开来,种类也大大地增加。随着制作技术的提高,陶器质地有了明显的改善。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7000年-4000年),彩陶工艺步入繁荣。根据近年考古发掘成果显示,大地湾文化产生于距今八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早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真正源头是大地湾文化。当大陇山以东的大地湾文化和仰韶文化沉寂之后,大陇山以西的马家窑文化便承袭了大地湾文化的精神,开始了它蓬蓬勃勃向西发展的辉煌历史,使人类远古彩陶文化达到了巅峰,直到距今4000年时,马家窑文化逐渐结束。马家窑文化存在的这一时期,大约就是中国古代的‘五帝’时期。”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即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

壮族传说,掌管风雨的是青蛙女神,并把青蛙称为蛙神。广西红水河沿岸壮族村寨通过祭祀蛙神,祈求年年风调雨顺、岁岁五谷丰登、四季人畜兴旺。蛙神节,多从大年初一至二月初二,有找蛙神、祭蛙神、孝蛙神、葬蛙神等祭仪。传说,远古时代红水河一带遭逢大旱,人们祈雨无效。有只小蛙神变成一个英俊的小后生,并由村寨中的韦姓人家收作养子,取名“龙王宝”,从此红水河畔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几年后,外族入侵,生灵涂炭。龙王宝应征带领兵马,潜入红水河凿穿敌军船底,敌人官兵沉入河中。立下大功的龙王宝被封为驸马,却在与公主成婚前,因褪下的“蛙神皮”被烧毁而随之死去。人们为纪念龙王宝对壮乡的功德,因此定下“蛙神节”。

马家窑文化遗址、马家窑文化遗存,是两个概念。马家窑文化遗址只有一个,它在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马家窑村。马家窑文化遗存,主要是彩陶器,其主要类型有四种,即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马家窑文化遗存,仅仅甘肃、青海两省就有一千多处。因此,马家窑文化最有特色的是制陶业。“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以丰富的彩陶为特征,它经仰韶、马家窑、齐家、四坝、辛店、沙井等文化,一直延续了5000多年,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彩陶发展史。”根据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王志安会长的研究,马家窑彩陶具有三大价值:文化价值、观赏价值、收藏价值。

“在侗台语族群尤其是台语支民族分化之前,他们已经广泛采取稻作农耕的生产方式,观察到了‘蛙类-雨水-稻作丰歉’的关系。为了实现丰产丰收的目的,在当时特定环境、原始思维活动支配下,在模拟和接触巫术的作用下,人们通过针对蛙类的祭祀仪式来祈求风调雨顺,获得丰收的保障。与此同时,蛙类具有强大的繁殖能力,这种生殖方面的优势也为蛙类增添了神秘色彩,成为信仰产生的原因。”

“马家窑文化不应局限于彩陶以至陶器范围,而应把其祭祀、墓葬所发掘出来的所有器物、墓葬形制及其遗址如数列入,等量级看待,马家窑文化墓葬中的棺材、石材、木材等材料与形制及其尸身、陶器底下铺设的与当今粮库所使用的麻包材料及编织技艺非常相类的麻布,都是马家窑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流行在壮族地区的‘蚂•节’和‘蚂•舞’属于一种民俗文化传统,直接传承了上古的蛙崇拜仪式性内容,整个过程充满着生殖意味,而这其中又包含了口传文化(神话传说)的内容。关于‘蚂•节’的起源,大致据壮族民间传说,古时有个叫东林的后生,在为母亲守灵时,因青蛙闹得心烦,便用开水烫死了青蛙,从而惹来‘人间遭大旱,遍地哭当歌’的大祸,后来得到神祖布洛陀的指教:青蛙是天女,她妈是雷王,你们伤害了青蛙,雷王恼怒便不肯降雨。要给青蛙戴孝,将她隆重地安葬,才可得到雷王的原谅。当东林照办之后,果然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马家窑文化,是史前彩陶之最,其文化内涵极其丰厚、极其神秘、极其神圣。由它开启的“中国五千年的民俗实践与民俗观念”,到底是如何一种情形呢?时值如今的2017年,正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的焦虎三老师所说的那样,“对马家窑文化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因此,以“考古民俗学”研究马家窑文化,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米洛甲,是壮族的女始祖,又译作“米六甲”、“姆洛甲”、“姆六甲”等。广西凌云县的壮族神话《布洛陀》,说:男性神布洛陀开天辟地和定万物时,将其阴茎化成一根巨大的赶山鞭,把一切赶得飞跑。恰巧女性神米洛甲蹭在前头,其阴部变一座巨山,而阴道则变一个石洞,把万物都装在里头,随后又把万物一一生出来。米洛甲的女阴,在这个神话里可谓神奇至极。

三、马家窑文化的历史价值

中医,把女阴称作“蛤蟆口”、“蛙口”,寓意“人从蛙出”。蛙是龙的原型;因此,蛙类可象征女娲。根据中华吉祥文化的谐音表意法,“女娲”这个人名,又可写作“女蛙”、“女娃”、“女洼”。甚至,女娲又称“女阴”:“女娲又被称为女阴,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象征,是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女娲又称女阴、女娲娘娘。女娲造人的传说,体现了远古最朴素的一种崇拜,即生殖崇拜。”

(1)物质文明

当年的马家窑工匠,在彩陶上有限的空间上,把蛙的图案由纵向改为横向画时,便完成了青蛙到龙的奇妙过渡。(图2、图4)因此,这种马家窑蛙纹,是龙纹的原型之一;龙并非起源于马家窑之蛙,龙起源于众多的原型,它们是大自然实有的事物,上有星辰、虹霓、闪电,下有鱼、虾、蛙,中有虫、蛇、山脉、江河、古树、牛、鹿,等等。

生产工具、生活工具,都是物质文明的体现。生产力的要素之一,是生产工具,其发达与否,决定了社会的进步程度;因此,人们往往用生产工具来划分社会阶段,时下的信息时代又被称作“电脑时代”,便是如此。

有些马家窑彩陶上,蛙神的下身有一个硕大的女阴,显然她是一位生殖大神。(图3)那么,她是谁?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的“蛙-蛙龙-中国龙”(图4)、“蛙-蛙神-女蛙-女娲”演变过程,被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王志安会长解读之后,获得广泛认可,他说:“甘肃马家窑彩陶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一件带文字的女娲彩陶,意义非凡,有必要为人类始祖建馆立堂,为国家立魂,使民族归心。”他所说的“文字”,即分布在“女蛙-女娲”四周的众多“巫”字,模样跟甲骨文类似。

“最早期青铜器的出土地域是马家窑文化核心地带的洮河流域。从临夏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出土的距今5000年左右的‘中华第一刀’算起,至齐家文化时期,青铜文化已延续了2000年左右,证明洮河流域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源头地区。最早由使用火发现了可塑性极强的泥块可以烧结成硬度很高的各种器型,由此发明了陶器——彩陶;由烧制彩陶发现了金属矿物质的提取提炼工艺而发明了青铜器,再由青铜器的烧制温度不断提高和掌握,发现了陶器釉彩,进而发明了瓷器。没有火的发现就没有彩陶的发明,没有彩陶的发明就没有青铜器的发明,没有青铜器的发明就没有瓷器的发明,三者是互为因果、层级递进的。这些不同时期的发明与创造,铸造了中华文明的辉煌。”

同为始母神,米洛甲从花中诞生,而花是女阴的隐喻,女娲又称“女阴”,她是龙神降世。中医把女阴称作蛙口,壮族自称是“青蛙皇帝”的后代,有蛙神节,而蛙是龙的原型,因此女娲又叫女蛙。女娲、伏羲,作为洪灾的幸存者,血亲通婚,再传人类,是中华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部族的普遍说法;因此,女娲被华人奉为“中华圣母”。米洛甲神话与女娲神话,是同源异流的,还是米洛甲神话是女娲神话的原型之一,或者米洛甲神话是女娲神话的演化?这个问题,值得深究,因为它有助于探索中华起源。

《越绝书》:“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海。”可见,这是以三种材质的兵器为代表,将中华远古划分为石器时代、玉器时代、铜器时代。但是,这种划分,忽视了与玉器时代几乎并行的陶器时代。或许,陶器更多地是作为生活工具而非生产工具更合乎实际吧。

壮族神话、马家窑文化,既证实了图腾崇拜的存在,也证实了图腾崇拜的演变。由此,可以考察许多问题:华人为何常常自称“龙的传人”?为何汉代的女娲伏羲交尾图上的这二位是龙蛇之身?为何说壮族的起源跟古羌、跟马家窑人有关?

(2)马家窑人的族属

三、人祖崇拜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的问题讲清楚了,历史也就有了眉目。马家窑人的族属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起源的大问题。古羌是华人的主源,马家窑文化是古羌创造的。古羌后裔,繁衍成如今中国的大多数少数民族。

人祖,即族源记忆里最早的一对夫妻。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人祖崇拜的定型标志着民族意识、民族宗教、民族精神的定型。信奉“拜主(上帝)教”的欧美民族,其“人祖”是亚当、夏娃;信奉“拜祖(祖先)教”的中华民族,其“人祖”是伏羲、女娲。女娲、伏羲是开创中华的文化英雄,被中华正统奉为“人文初祖”,被甘肃民间奉为“人祖”,被中原民间奉为“人祖婆、人祖爷”。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的焦虎三老师,说:“马家窑文化与古羌的关系,代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定位问题。这个问题做不好,我们中华民族的源流就闹不清,我们夏商周的断代就断不好。这是代表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大问题,这个是距今六千年以前,代表整个欧亚大陆、东亚这一块的。这个定好了,我们是五千年的文明史就好讲了。”

华人的民族意识奠定于先秦,祖先崇拜是华人的民族宗教,共祖信仰是祖先崇拜的最高境界。“古有大禹,女娲十九代孙”(《遁甲开山图》),这是汉文古籍把一个中华共祖的根谱追溯到女娲的最后记载。通常认为,女娲位列三皇,大禹是“五帝”之末。三皇五帝,是中华共祖的象征,是中华文缘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宗教的主角。民族宗教、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三合一的,认祖归宗就是敦亲睦族,民族团结就是中华一家。

“马家窑文化的族属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古人类并不能与我们现代民族概念形成直接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民族概念来解读马家窑先民,马家窑先民也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现在可以解读的族类线索。我曾与刘大有先生(古钱币收藏和研究专家,民俗学研究专家,曾与夏鼐先生交往,在夏鼐先生日记中有三次提到他)研究讨论过古羌人的相关话题,他说:‘古羌族就是马家窑文化的缔造者,古羌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正统先民。伏羲是古羌人,黄帝和炎帝是古羌人。这些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在生息演化的过程中繁衍了中华文明,繁衍了中华民族。何以知之?羊是羌族的图腾,羌字和姜字就是牧羊儿和牧羊女,美字就是大羊,鲜字就是羊肉和鱼肉的味道,可以看出中国的汉字有许多就是羌人的遗留习俗。现在的羌族还有一个分支部落遗留下来,就在四川和甘肃的交界处的藏羌自治州。’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认为马家窑文化是古羌人缔造的,人文始祖伏羲庙建在天水,而他真正的故乡还在今天水市所辖甘谷(古称伏羌)县城的地方。那里就是一个古羌人聚集的地方。”

“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流传极广,在汉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土家族、苗族、侗族、布依族、壮族、傣族、阿昌族、畲族、瑶族等均有流传。”“汉族著名的造人神话,首推大母神女娲。女娲神话产生于黄河流域,到处是黄土的自然环境,这就给黄土造人增加了几分真实感。我们童年时代常听老人讲女娲用泥造人的故事,老人最后总说:哪怕你刚洗过澡,一出汗也能搓下‘泥’来,就因为人是泥捏的。在北方农村天晴晒炕时,揭开炕席,便会看到席缝落下的尘土,老人也会联系到人是泥捏的神话传说,认为人身上总往下落土。由此可见泥土造人神话传说在我国民间的久远影响。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中也都广泛流传着女神用泥土造人的神话。例如,壮族的米六甲,是从花中长出的女神,她想造人,便撑开两脚,站在两座大山上,突然吹来一阵风,觉得尿很急,于是撒了一泡尿,并把尿湿的泥土捏了很多人,从此世上便有了男人和女人。”

“我们为什么要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羌人?把他们混为一谈行不行?我们有17个民族都是古代羌人的后裔,也包括现在的羌族。按理说这17个民族每一个都有资格将自己的历史挂靠到古代的羌人上去,包括喜马拉雅南麓操藏缅语族语言的所有族群。只是因为近百年来,历史学界把羌族这顶帽子戴在了自称‘尔玛’的这支民族的头上,而且沿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56个成员之一。学术是要讲事实的,既然现在的羌族并不完全等同于古代的羌人;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加以区分,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例如,西夏人是党项羌构建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但他们是历史上的羌,不是现在羌族中的一支。”“历史记载表明羌人有三大特征:牧羊、火葬与羌笛。羌,西域牧羊人也。目前,中国最早完整羊骨架见于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其次是二里头。”

女娲在中国古代,被奉为人类始祖神、社神,又兼地母、人皇之职,主掌天地万物的繁衍生息。当大禹等人被奉祀为社神之后,女娲就成了社神之王,俗称“社皇”、“社王天子”。《封神榜》将女娲奉为民族守护神、护国女神,商纣王亵渎了她,遭致天谴而身死国灭。因此,古话有“江山社稷”之说,有“社稷之忧”、“社稷之危”等成语。汉族神话,渐渐淡化了“社皇”女娲作为创世大神的身份,而突出了她的地母身份、人皇身份,因此后世将“社神”解释为土地神,俗称女娲为“送子娘娘”。

“古羌是华人的主源;因此,古羌的创世神话是中华创世神话的主干。图腾是创世神话的核心,夏朝的缔造者大禹是华人的最后一位图腾祖先;所以,大禹之世,是中华创世神话的下限、中华图腾时代的下限。神祖产生于神话时代,先秦是中华神话时代,先秦指秦朝(前221-前206)之前的中华;因此,秦朝之后,不会有新的神祖。华人的民族意识奠基于先秦,共祖崇拜是民族意识的根本。三皇五帝是中华共祖的谱系,最后一位是大禹。‘古有大禹,女娲十九代孙’(《遁甲开山图》),这是汉文古籍把一个中华共祖的根谱追溯到女娲的最后记载。《禹贡》九州的设置,使大禹成为‘疆域英雄’,‘禹迹’、‘九州’成为中华版图的象征。昆仑神话是中华文明的起点;代表着中华起源史的三皇五帝,多半来自昆仑山。从昆仑山出发,中华先民携带着远祖的精神行囊,在中华大地上开枝散叶,繁衍成一个民族。女娲造人,开启华人族源。伏羲女娲成亲,开创了华夏族。周朝,华夏族定型。汉代,以华夏族为主干,形成汉族。以汉族为主干,形成中华民族。三皇五帝,多是古羌的神祖。”

“传说中,敢壮山是壮族的创始祖布洛陀和妻子姆六甲居住的地方,他们被尊称为祖公和母娘。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是传说中的布洛陀祖公的生日,从这一天开始到三月初九,周围百色、田东、德保、巴马、凤山、东兰、隆安、田林等十几个县的群众都络绎不绝地汇聚敢壮山,朝拜布洛陀祖公神庙,形成了万把香火敬祖公的壮观场面。”“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将在农历三月初七至初九(4月2日至4日)大规模祭祀其人文始祖布洛陀,届时,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地和云南省的万名壮族民众将齐聚广西百色市田阳县敢壮山参加祭祀仪式,这是当地近年来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的祭祀活动。”

繁盛至今的河南淮阳太昊陵“人祖古会”,是中华最盛大的庙会,祭祀的是太昊、伏羲、女娲,节期从农历的二月二至三月三,人气之旺,冠绝天下,主题是祭祖、祈福、求爱、求子。太昊陵周围数县,有女娲兄妹再传人类的洪水神话群;比如,淮阳传说:远古时,天塌地陷,洪水泛滥,人类和动物都没有了,只有伏羲女娲兄妹幸存。在乌龟的撮合下,兄妹俩滚石磨而测天意,然后结为夫妻,再传人类。因为兄妹滚磨成亲那天是三月三,为了纪念,以后每年的这天,都要祭祀人祖爷、人祖奶奶。

壮族人类起源的神话,也与布洛陀有关。一般布洛陀不直接造人,他往往在造人最困难的阶段给予关键指点,才促成了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出现。比如麽经《布洛陀孝亲唱本》里说,天王氏造了人,但却无肉无喉,无腰无身,无脚无奶无睾丸。后来伏羲造了稻草人,稻草人才变成正常的人。但由于古时候米粒大,人吃了不聪明,伏羲王造十二个太阳,先是大旱三年河水断流,后再造水淹天,造雨淹云,地下全淹完,只剩下伏羲兄妹。兄妹做夫妻,妹怀孕生下来的人仔像磨刀石,丢弃野外。后来在布洛陀的指点下,兄妹杀牛祭祖宗,敬父母,人仔才有头有手,变成千人百人,各起姓氏。

女娲、伏羲、大禹,都是古羌的宗神。从伏羲到大禹,是古羌的兴盛期。伏羲东迁,定都于“陈”(河南淮阳),标志着华夏族在中原大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中原的“人祖”信仰,与甘肃(包括马家窑文化)的“人祖”信仰形成了源与流的呼应关系,奠定了“华夏族-汉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宗教、民族精神。

马家窑彩陶上多次出现的“卍”字纹(图1),当源于易学的阴阳论,即“卍”字起源于对男女性交而生儿育女这件事的知晓和礼赞。因此,远古岩画上的卍字舞是模拟男女性交的祭祀舞蹈。土家族傩舞《茅古斯》、苗族芒蒿舞,则是其遗存。在现实中,很少以男女配对的形式上场,而是以清一色的男性上场,配对起舞,其中一个则象征性地表示女性舞伴。

(3)中国文化西来说

生殖崇拜的由野而文,促使先哲将男女交媾升华为阴阳之合,再演变为“卍”字符,实现了宗教观念的哲学化、表现方式的艺术化、表现方式的简洁化、表达手法的含蓄化。人类探索自身的生殖之谜,先是认为生儿育女是女人独自完成的,后来才发现男女交媾才能生儿育女。相应地,在创世神话里,最初是全知全能的始母神、“天地全神”,后来才是男女二神共同创世的神话,升华为哲学,便是阴阳二神。

1924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临洮发现马家窑遗址以后,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他以治学严谨著称,1924年之前他只是假设“彩陶西来说”,从而引申出“中国文化西来说”。他认为彩陶在传播时,必然会在河西走廊留下遗迹,为此他寻求考古学上的实证,结果发现了马家窑遗址。

“卍”字,当是东巴教的本巴奔。易学,是中华的古典哲学之巅峰,开创于伏羲画八卦,以阴阳论为核心理论。纳西族是古羌后裔,是马家窑人的远亲;因此,他们也奉女娲伏羲为祖,他们的传统宗教是东巴教。东巴经每当谈到天地万物的形成,就归于至关重要、重复率极高的“本巴奔”,意即阴阳和合,其原型是伏羲女娲神话,若画成一幅图便是伏羲女娲交尾图。纳西语,“巴”是青蛙,属龙的原型,象征女娲,女娲又叫女蛙;“本”是蒿草,即伏羲占卜用的蓍草,象征伏羲。纳西族的主源在古羌,他们的祖先是从甘肃、青海一带的昆仑山,经过千万年的时间,迁徙到云南的;因此,东巴教遗存了古羌的信仰,纳西族奉伏羲女娲为祖,故有“本巴奔”之说。

安特生在其《甘肃考古记》里指出,“甘肃所出较多之彩色陶器,吾人亦不敢认为是真正中华民族之品”,“彩色陶器之故乡,乃近东诸部”,由此引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国际和国内的学术界都存在着一股疑古的势力,他们怀疑中国古代的悠久历史,有的甚至提出中国没有史前时代,如美国人劳费尔就说过‘中国文明没有史前时代’。在仰韶文化发现之初,仰韶文化的发现者安特生曾最早提出并论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问题,他根据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与中亚地区的彩陶纹饰有某些相似之处,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的主张。”

……

“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即距今6000年至4000年之间,正是传说史料中所说的炎黄时代。这期间的考古文化主要包括以下一些: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还有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青龙泉文化,以及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由这段引文可知,在能代表炎黄时代的这些“考古文化”里,马家窑文化对世界文明,尤其是汉学的深远影响是无可比拟的。汉学,即海外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当年,安特生将大量的马家窑彩陶运到瑞典,创建在世界上鼎鼎有名的东亚博物馆,同时经过研究,著书立说,在世界考古学界一举成名,成为彪炳史册的汉学家;同时,于1926年成立瑞典东亚博物馆,他自任馆长,直到1938年,由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继任。

(欲知全文,请参阅:壮族神话与马家窑文化(原创首发)

1944-1945年,夏鼐到甘肃考古发掘,认为应将临洮的马家窑遗址作为代表,另定名称,称之为马家窑期或马家窑文化。他在其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里,正式采用“马家窑文化”一词,并将半山、马厂类型归入马家窑文化,从而否定了安特生的假说。所以说,“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诞生地、“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否定地,都在临洮;因此,临洮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非凡的象征性地位,标志着中国人从考古的角度树立了文化自信。这样,“马家窑”三个字无形中就成了中西学术的交流平台,文化冲突、文化安全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四、马家窑文化的民俗价值

(1)图腾崇拜

马家窑文化,证实中国人的图腾崇拜是从古至今的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尊重每一个民族选择自己的信仰、包括图腾信仰的权利和自由,不仅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也是保持我国各族和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需要。”

青蛙、蟾蜍,同属蛙类,都是龙的原型;因此,它们可以象征“女蛙-女娲”。“蟾蜍俗称癞蛤蟆,秋凉后入蛰冬眠,待第二年春天,出淤泥交配、产卵、孵化,先民们以为‘死而复生’的最形象的生育神。”马家窑彩陶上的“蛙”图案,由纵向绘画,渐渐演变为横向绘画,被王志安会长释读为“蛙神-中国龙”,赢得学界的普遍认可。(图1)这个释读,有助于破解大多数华人为何自称“龙的传人”。

“马家窑时代是华夏民族所经历的尤为漫长的农耕时代。人们依山而居,水在给先祖带来丰厚收成的同时,又常常伴随着灾难。于是,人们开始崇拜既能在水中游刃有余,又能在陆地上安然生存的生灵,它就是蛙。彩陶上便开始有了蛙的形象。开始是竖着画,了了几笔,有弯曲的腿就行了,到后来,就横着画,绕陶罐转一圈,一条线代表蛙身,数条弯曲的腿向两边伸出,画着画着,奇迹出现了——‘龙’诞生了。这真是奇妙无比!龙竟然诞生在马家窑的彩陶之中。数千年来,龙一直是中华民族的至高图腾,关于她的出处不一而足,我却宁愿相信马家窑彩陶之说。当我知道从蛙到龙的演变确实呈现在马家窑文化中时,内心充满了激动。我们都是龙的传人,人类自身的演进从来都是伴随着神话的密码。单从龙的形象来看,这无论如何是个极富创造性的民族。而其神奇的功能更让人匪夷所思——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的图腾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将如此庞大的群体聚拢在一起?而创造这个图腾的本源竟会是马家窑陶罐!”

CCTV报道,2017年11月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夫人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夫人参观故宫,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中华文明,他说:文化没有断过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我们这些人也延续着黑头发、黄皮肤,我们叫龙的传人。

“神祖,即图腾祖先,身兼人类、鸟兽的模样,是最早的祖先观念,是民族认同的最古老标志。图腾崇拜是最古老的祖先崇拜,祖先崇拜始于神祖崇拜。祖先崇拜是贯穿中华古今的宗教信仰,最初的祖先崇拜是图腾崇拜。在华人的族源记忆里,中华创世神话里的神话人物多是神祖,其杰出者便是三皇五帝,他们是华人的公祖、共祖。学界认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华人以古羌为主源,即‘氐羌是华人的主源’;但是,如何证明?宏观路径,主要有两条,即血源认同、文化认同。‘图腾崇拜-图腾祖先’,恰恰把血源认同、文化认同融合了。所以,大多数的华人自称‘龙的传人’。”

土族在青海,土家族在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彝族在云南、四川、贵州,纳西族在云南。他们与楚族(楚国是三苗里的凤族所建),都有虎崇拜,都奉伏羲为虎祖,都有关于伏羲女娲的神话。其实,土族是“菟人”之误,土家族是“菟家人”之误,都属虎族,都在春节跳虎舞。冬月初五至二十,青海省同仁县年都乎村土族要跳虎舞,俗称“於菟舞”,或许是炎黄时代的遗存,或者是马家窑文化的遗存,因为当时正是图腾时代。

“在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区,青海省同仁县土族聚居的年都乎村,发现一种原始的‘於菟舞’(《光明日报》1989-12-2),於菟楚语为‘虎’,即虎舞:舞者‘光露上身,赤脚挽裤,面、胸、背、臂、腿用锅底黑灰遍画虎头和虎豹斑纹’。随后‘奔舞村内,分头翻墙跳入各家各户,一无所漏。村民们预先备好面饼、肉食。它们见肉就叼,见饼就拿;遇有病人卧床,就在病人身上逾越数次。而后从村巷列队跳舞通行’。於菟舞的动作很简单,‘以垫步吸腿跳为多’,舞姿变化少。於菟舞的舞者,为何要在病人身上逾越数次,应是乳虎育人,给予人第二次生命的古意。”

“宋元以来,以至近代,称古代巴人为土家,与‘土丁’、‘土兵’名称结合起来,似乎‘土’即土著之意,没有作为民族的称号。其实‘土家’的得名,还有更深层的历史意识。《左传》:‘初,若敖娶于郧,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郧。淫于郧子之女,生子文焉。郧夫人使弃诸梦中(洞庭湖滨)。虎乳之。郧子田,见之,惧而归,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於菟,为虎,急读为‘土’,‘土家’即‘虎族’之谓。土家失其族号,不知‘土家’即廪君白虎之裔,原为古代巴人的一支,连历史传说也大半遗忘,混入苗瑶传说之中,苗瑶自是盘瓠之裔,有历代文献可征,无用多赘。”

拙著《春节考源》认为:以神话思维为准,可将图腾分作两类:根图腾、类图腾。类图腾,多属实物图腾,将它们的一些特征组合到一个新的形象里,便构成了根图腾;因此,根图腾,多属抽象图腾,其原型叫类图腾。根图腾,又分为母图腾、父图腾。父图腾所代表的部族,是母族联姻的对象。同一母图腾的人,都源自同一个女祖神,她具有始母神、生育神、爱神、创世神、保护神等身份。母图腾是族源的标志,母图腾是什么就属什么族。只要是崇拜或审美的对象,不管它是什么物象甚至是虚构之象,皆可组合成新图腾。所以,华人既可能是龙的传人、狼的传人、熊的传人,也可能是蛙的传人、牛的传人、鸟的传人,等等,并无高低贵贱之分,身上都流着三皇五帝的血,因为三皇五帝在华人的族源记忆里大多是图腾祖先,形兼鸟兽。

兔、猫,长相似虎,故为类图腾——类虎。虎,古称“於菟”(读作“乌兔”),俗称“黑兔子”。《天问》“顾菟在腹”,言月中之兔。《左传》:“楚人谓虎於菟。”因此,从神话思维的角度,可知:土族﹦菟族,土家族﹦菟家族。

(2)农耕文明

马家窑文化,在时空上,大致与炎黄时代接近;因此,通过典籍的记载,可推测当年的马家窑乡村: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地、辐射地,不仅有“陶正”(主管全国制陶业的官),还有关于“陶神”的神话传说——从女娲到宁封子的制陶故事,甚至有附会到黄帝身上的诸多发明故事。马家窑文化,繁盛了近三千年。只有当人类发展到农耕社会的定居时代,才有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创造繁盛近三千年的彩陶文化。这种定居,不止一次被考古所证实。

因此,马家窑人生活的时代,属于农耕社会,陶器不仅作为冥器,更多地作为生活用品。马家窑彩陶里数量众多、设计各异的酒杯,就足以说明当时的农耕文明之发达。有一件被王志安会长称作“镇馆之宝”的半山类型彩陶,绘有播种图,图中的人物迈开双脚,似在行走,人物的头只用一个圆圈表示,双臂左右张开,五指张开。人物四周,画了许多双笔交叉的符号,犹如点点繁星。(图2)正是这件彩陶,让王会长找到了解读马家窑彩陶的灵感。

中华传统节日,大多定型于农耕时代,因此这些节日包含了古人对土地的崇拜,把大地视为地母、地皇,而女娲被奉为社神,身兼地皇、人皇之职,掌管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的生息繁衍。因此,过年过节时华人纷纷到寺庙烧香祭拜。当你走进位于甘肃马家窑文化彩陶博物馆,见到展柜上绘有播种图的彩陶时,会不会好奇,能繁盛近三千年的马家窑人过节吗?如果过节,过哪些,怎么过?令人叹为观止的物证就摆在眼前,只等有心人。比如:信史时代的古代中华,即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农业是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命脉,春耕、夏耘、秋收都很忙碌,只有冬季才有较多的空闲;因此,人们往往在农历的年底举行盛大的祭祀庆祝丰收,迎福纳祥,这便是春节。

(3)礼仪之邦

怀揣感恩,敬献新粮,歌舞相随,歌颂丰收,是礼乐文化的古老表现。《礼记》:“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可见,祭礼在礼乐制度里的重要地位。《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神,即鬼神。鬼的本义,指人的亡灵。

马家窑彩陶,当年也有许多装满丰收的果实,献祭给祖先;而许多彩陶,本身就是跟祭祖有关的礼器、祭器、冥器。那么,当年的马家窑人也过清明节或者类似的节日吗?以马家窑文化延续三千年之盛,又与炎黄时代的时空接近;因此,我们很难将这个问题简单化,它事关“清明习俗的历史与文化”。

马家窑彩陶里有一种腰鼓,这种形制至今仍传承于河南省鲁山县的花瓷上。从云南少数民族的木鼓,到马家窑人的陶鼓,再到河南鲁山的花瓷鼓,以及象征民族活力的安塞腰鼓,说明“人文初祖”女娲所开创的音乐,千万年来是绵延不绝的。女娲发明芦笙,开创了中华音乐。七经是诸子百家共奉的中华文明的源头,《乐经》是七经之一,已经失传;因此,马家窑陶鼓就很是珍贵。雅乐是周礼的重要部分,《周礼》便是《礼经》。因此,马家窑文化有助于探索为何把中国称作“礼仪之邦”。

中华传统节日,遗存了这种礼乐文化,比如:羌年,是羌族最古老、最隆重的节日,在汉朝以前就有了,又叫羌历年、丰收节、还愿节等,在农历十月初一,持续3-5天,有的村寨要过到初十。由于耕牛对生产很重要,人们很感激,除了放之山上、喂最好的食物,还要祭祀保佑其平安的牛王菩萨,因此过羌年又称“赶牛王会”。直到明、清,羌族才过春节,叫“过大年”,而把羌年叫作“过小年”。过年时,作为古羌后裔的羌族会跳起欢快的萨朗舞,来欢庆丰收、祈福祷福。

这种舞蹈,在马家窑彩陶上有活灵活现的描绘,手拉手,围成圈,跳起来,唱起来。1973年出土于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舞蹈纹盆”是马家窑类型彩陶中唯一描绘当时人类活动的艺术珍品。在盆的内壁口沿处,十五人携手并肩,以五人为一组翩翩起舞,其舞步一致,发辫、尾饰摆动有序,观者似乎听到了乐器的伴奏声。近年在甘肃、青海一带发现多件彩陶鼓,为这件舞蹈盆作了很好的注解。

(4)民族宗教

马家窑彩陶,多半跟丧葬有关,而丧葬属于宗教行为。马家窑彩陶上的蛙神、“女蛙-女娲”、卍字纹等等纹饰,说明当时是一个宗教信仰浓郁的时代。作为华人普遍信仰的民族宗教,便可在马家窑文化里看到它的存在,这便是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拜祖教。这种拜祖教,在古羌后裔那里,有许多遗存,比如纳西族的东巴教、壮族的麽教。

“民间信仰是马家窑文化研究的突破口,也是最好的切入点。”马家窑彩陶上的“女蛙”图案,被王志安会长释读为“蛙神-女蛙-女娲”,赢得学界的普遍认可。(图3)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地,自古流传着女娲、伏羲、炎帝、黄帝等人的神话传说,他们被华人统称为三皇五帝,即中华民族的公祖、共祖。女娲伏羲,被奉为华夏文明的人文初祖,在马家窑彩陶上都有充分的体现,血脉上他们是华夏族的始祖神,文脉上他们是华夏族的缔造者。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即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有许多“人祖庙”,以及类似的女娲庙、女娲宫、社皇庙、后土祠、稷王庙、伏羲庙……在这些地方,有许多讲述人祖的活态神话,传说是女娲伏羲作为大洪水之后的幸存者被迫成婚之后再传人类,繁衍至今。

马家窑彩陶,承载着华人对“人祖”女娲伏羲的信仰。这种信仰,奠定了华夏族的民族意识。其关键,是对祖先的崇拜。当华夏族在汉代演变为汉族之后,这种信仰就因为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而成了凝聚中华民族的普世信仰——社稷崇拜。女娲,俗称“社皇”,即社祭的主神。女娲伏羲,俗称“社公社母”。稷神,是社神的派生。《周礼》规定“国之神位,左宗庙,右社稷”;因此,后世以“社稷”象征江山、政权、国家、民族。嘉峪关的书堂有幅楹联,道出了国士的社稷之忧:“效忠社稷酬壮志;寄情书剑慨平生。”

嘉峪关新城魏晋墓是一个武官的夫妻合葬墓,男松女柏的棺木顶盖内侧,绘着两幅构思有别的《女娲伏羲交尾图》,着色的风格跟马家窑彩陶的极为相似。这种图,从两汉、魏晋,到唐朝,都很流行。这幅图,能帮我们理解书堂的那幅楹联,尤其是“社稷”二字,铁证了华人的祖先崇拜何等古老、何等漫长、何等坚强,那是华人的族源记忆、民族信仰,早已融入了万里长城、民族精神、中华文脉、中国国歌。在精神境界上,《义勇军进行曲》与嘉峪关的这幅楹联所体现的社稷之忧,一脉相承,道出了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

与其它信仰相比,华人的人祖信仰具有古老性、普世性、深沉性。中华民族宗教,广西学者刘道超老师称之为“社祖教”,甘肃学者王伟老师称之为“天祖教”,四川学者田波称之为“社皇教”……总之,都在宗教的命名上强调了其核心是祖先崇拜。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民族宗教、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是三合一的。由于“华夏族-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因此,他们关于女娲伏羲的“人祖”信仰就具有了代表中华民族宗教的崇高意义。

(5)陶文之谜

王志安会长的专著《马家窑彩陶文化探源》,讲到他对彩陶上的“卍”字纹的解读,认为它是中国最早的文字——陶文,跟太阳鸟、太阳崇拜、生殖崇拜、阴阳观念有关。也有学者认为,这个符号是女娲伏羲交尾图的哲学化、抽象化、易学化。

易学,是中华古典哲学的巅峰,开创于伏羲画八卦,以阴阳论为核心理论。纳西族是古羌后裔,是马家窑人的远亲;因此,他们也奉女娲伏羲为祖,他们的传统宗教东巴教,每当谈到人类的产生、天地间万物的形成,东巴古籍就归于“本巴奔”,它指阴阳相合、天地交泰、男女媾合。“本”指蒿草,生命力强,但不是普通蒿草,而指伏羲用于占卜的蓍草。“巴”指青蛙,生殖力强;“巴”是以“蛙”谐音“娲”,指女娲。这样,“本巴奔”说的是中华民族都熟知的伏羲女娲生殖崇拜文化。可见,纳西先民也尊女娲为人祖奶奶。

“巴”字,在古羌后裔的语言里,既指“蛙”,也指“人”,比如:“藏族,目前大多数人仍认为源于古代游牧民族羌人,与西羌的‘发羌’、‘唐羌’有渊源关系。西藏古称‘博’,羌人后裔迁徙到青藏高原以后,以‘博’为中心,融合而成现代藏族的先民,自称‘博巴’(“巴”意谓“人”),居川西一带的自称为‘康巴’,居青海、甘南和川西北等地的又称‘安多哇’,汉代以后的汉文史籍上称其为吐蕃。”

蛙是龙图腾的原型,相传女娲是“神龙”降世,神话讲她开天辟地、造人造物、创造文明、济世救民;因此,女娲又叫女蛙,“女娲”是天地万物之母即造物主,华人多以“女娲后裔”、“龙的传人”自称,而女娲便成了民族宗教的主神、民族的守护神。因此,古羌不厌其烦地将蛙图腾绘在作为冥器的彩陶上,祈望逝者的魂魄重归图腾,然后翻越千山万水,抵达冥界,在以造物主“女娲”为代表的祖神的庇佑下,转世为人。

马家窑彩陶,从图腾的角度展示了一个连续的演变过程:从“女蛙”到“女娲”,再从“女娲”到“大巫女蛙”即作为“高禖”之神的女娲;至此,女娲作为华人的图腾祖先便确立起来了。“高禖”之神,主掌男女的爱情、婚配、子嗣。推人及物,以此阐释天地万物的生成,便由“男女-雌雄-阴阳”的“交媾-交尾-感应”演化出了“卍”字。

人类探索自身的生殖之谜,先是认为生儿育女是女人独自完成的,后来才发现男女交媾才能生儿育女。相应地,在创世神话里,最初是全知全能的始母神、“天地全神”,后来才是男女二神共同创世的神话,升华为哲学,便是阴阳二神。一幅女阴图、一幅圆圈里有个卍符的图,之所以被天衣无缝地画在同一个鼓腹如孕妇的陶罐上,是在讲一个道理:尽管万物有阴阳,但是天地万物,最终出自“阴”,而非出自“阳”。

女娲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祖婆、人祖爷,故被易学视为主管生死轮回、宇宙大化的阴阳二神。因此,汉代墓葬常以伏羲女娲交尾图作为陪葬品,祈祷他们保佑逝者顺利地转世投胎。宋代的道士陈抟,将这种造化之道,予以形象化、艺术化,创制了太极图,阴阳二鱼,首尾相接,互追不已。

先哲以蛙图腾象征“男女-雌雄-阴阳”,将蛙纹予以抽象简化,便构想出了“卍”字。这个字,念作“万”,在易学里指天地万物的造化之道,在民俗里是象征福寿绵远的吉祥符。因此,马家窑彩陶上的“卍”字符,起源于易学的阴阳论。

五、考古民俗学有助于治国

鉴古可以知今,历史可以告诉未来。任何民俗都是一种群体认同,民俗承载族魂,民俗孕育国魂。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民俗学理论建设,建立中国民俗学话语体系,深化“一流学科建设”中的民俗学学科的内涵建设,加快和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必要倡导“考古民俗学”,让代表远古华夏文明的“马家窑”成为中国民俗学关键词。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说,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在于我们民族心理最深层的一种东西,即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这种亲和力很大程度上是靠节日等民俗维持下来的,它虽是潜在、无形的,却是一种自发的情感,一种真正的文化的力量。仰望中秋时节的那一轮明月,他国之人怎能生出炎黄子孙那些悲与喜。全球化的今天,人类的许多价值都在趋同,而节日大概是保持人们文化认同感的最后一道壁垒了。如此,节日文化的淡漠和消弭实在可悲可叹且可怕。”

民俗学,因其体察民情而惩恶扬善,让它成为一门可以治国安邦的学问。“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汉书》)“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风俗通义•序)

“人之夭寿在元气,国之盛衰在民俗”,是《民间文化论坛》的发刊词。“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邱运华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间文化论坛》是民间文化研究学术界共同的家园,是探讨建设中国民间文化理论话语、交流世界各国学术信息、共享田野调查收获的平台。《民间文化论坛》35年来经历了中国民间文化学术界发展、变化的各个时期,始终都保持着民间文化学术界健康的价值取向,保持着民间文化研究立足于民族文化立场,为中华民族保留文化基因的拳拳之心。”

“治国需要民俗学,无论是宏观的建设还是微观的创举,都需要民俗学的有力支撑和辅佐,民俗是通向民族之根的秘钥,是解读民族性格的密码,也是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利器,民俗学之重要,怎么估值都不为过。所以我一直强烈提倡,它应该成为主流学科、前沿学科,成为与中国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显学’。如今的学术界,还是将民俗学视为可有可无的边缘学科,这是对它的价值认识不够所致。”

“民俗是中华民族凝聚认同的文化资源,是社会管理、国家管理的重要资源,也是民众生活的准则与生活幸福之道,所以历代王朝统治者及其地方官员都会把风俗建设作为管理的重要内容。古代仁人志士提出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就是在这样一种知识体系下的社会建设和心灵建设目标。这样的传统是美好传统,但是有时这样的传统丢失,就会呈现出伤风败俗的局面,就会世风日下,国家也就衰败了,近代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这个时期大家很清楚,列强侵略,国将不国,救亡成了头等大事。而救亡就必须唤起民众,就必须通过民俗来发动,这便是近代的民俗学的核心问题。黄遵宪、梁启超,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都是民俗发动社会改造、新民树人的主张者与实践者。蒋观云与这些大师一起,站到了社会改造、新民树人的前列。蒋观云说,要用神话和历史来养成国民之性,因为神话和历史可以‘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这些观点,与传统的诗教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如《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不就是鼓舞志气吗?至于古人说辨风正俗乃为政之要,而蒋观云说人心风俗为国家万事之本,都可以看出,蒋观云是站在深厚的中国传统的民俗观上发言的。”

回首历史,蒋观云的学术追求尚未完成,中国近代史的有些危机至今犹存,人们并未完全走出“疑古时代”。21世纪初的疑古运动,开启了震动中华的“疑古时代”,动摇了华人对三皇五帝的族源记忆。19-20世纪之交,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把华人逼到了亡国灭种的关头。族源记忆,是历史的源头。疑古学派,否认三皇五帝的存在。尽管三皇五帝的故事还是活态文化,在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之秋,仍发挥着身份认同、凝聚人心、激昂志气等作用,但他们却全然不顾。他们的偏激考证,无疑给外患频繁的近代中国雪上加霜,摧毁着中华文明最根本、最神圣、最敏感的部分——族源记忆,让中华起源史变成一团浆糊。

“顾颉刚先生曾努力把一个个传说人物考证成神,用来立论的绝大部分是战国方士依托历史传说所造的神迹,这正是历史人物的神话化过程。但是在他的思想深处却依然把方士笔下带着神性的人物当作历史,他不是有个著名论断叫‘中国古史层累构成说’吗,如果按他的说法尧舜禹以前人物皆神而非人,那么中国古史又何来层累构成?”

“到了五四以后,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现代民俗学发展时期,即中国民俗思想的第三个时期。人们不再认为风俗可以救国救世拯救民心,传统风俗被认为是害人的东西,仁义道德是吃人的魔鬼,是封建迷信。大家似乎要挥起手来,把传统风俗一扫而光。正当那些五四斗士准备把传统全部扔进垃圾堆的时候,赶上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抛弃中国文化传统,这正是殖民主义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严峻的现实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估量民俗传统的价值。闻一多先生,顾颉刚先生,这些曾经的反传统的学人一时转变成为传统的捍卫者,成为文化的守护人。”

“民俗学要从资料整理和现象解释,迈向实践与应用。我们把民俗学者称为文化的研究者与建构者。我们要把民俗学从日常生活中无关紧要的事象关系中解放出来,让民俗学承担更加重要的职责。只有这样,钟敬文先生提出的帮助国家新文化政策决策的使命,培养民族情感的使命才能够完成。民俗不是日常生活的全部,只是日常生活的最为重要最为华彩的部分。人生礼仪也是这样,并不是每天都在过生日,每天都在结婚。人生礼仪不是日常生活中天天有的事,只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举办的仪式。民俗文化是文化精华,是千百年来经受时间考验,为世世代代的人民所认同的文化形态。民俗是不朽的文化遗产,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丧失其价值,总是在时间的长河里熠熠闪光。今天要不要一种国家的民俗,或者公共的民俗呢?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民俗,该如何形成认同呢?根据民俗的两重结构观念,建立一国民俗与地方习俗结合的民俗观,是我们进行政治民俗学研究的一件重要的大事。如果我们将《诗经》《礼记》《尚书》《周礼》和《仪礼》结合起来,便看到这种通过风俗进行社会管理的博大的政治智慧。中国传统的民俗资源足以支撑我们建立起强大的中国政治民俗学话语体系”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民俗学是精神家园的守望者。“精神家园是人类生存和安身立命的根与归宿。对于精神家园的研究主要有两条路径,非宗教与宗教路径,并且对于精神家园的理解与文化认同、信仰多与信念相关。《筑就我们的国家》一书中,美国著名哲学家罗蒂认为,民族自豪感是国家自我完善的必要条件。‘一个国家的公民必须在感情上有一种与自己国家休戚与共的认同,国家才能有所作为。’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要想立于世界之林,必须守望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建设中华民族自身共有的精神家园,不断充实自己的精神家园。”

民俗学的最高境界,是促进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三合一。就中国民俗学而言,建立中国学派,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就需要善于提出问题,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给中国梦,尽一份学术担当。马家窑文化,厚重如海;考古民俗学,又属首倡;因此,本文只是提出问题,稍加举例,抛砖引玉。

(按语:插图、注释、附录,都省略,欲知其详,请参阅:马家窑是考古民俗学的关键词(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