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和江绍原的学缘,小编和江绍原先生的治学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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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江绍原的学缘

今年是著名民俗学家和宗教学家江绍原先生诞辰120周年和逝世35周年,我和他的结识与交往一幕幕浮现在脑际。

  今年是著名民俗学家和宗教学家江绍原先生诞辰120周年和逝世35周年,我和他的结识与交往一幕幕浮现在脑际。

刘锡诚

回想60年前,我在北大读书时,毕业论文选了中国民间文学。我的这个偏门选题得到了系主任、我的导师曹靖华先生的认同。为了准备写这篇论文,我常常到北大图书馆所属民主楼的小阁楼上那个很少有人光顾的藏书室里去查阅收藏的北大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时代的旧杂志和旧报纸。在那里,我不仅了解了最早提倡歌谣和传说故事的周作人、刘半农、沈兼士、顾颉刚等的业绩,也对25岁就成了北大教授、稍后又荣任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早成立的民俗学会——风俗调查会主席、著有《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开明书店1927年版)、《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中华书局1932年版)和《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著作的江绍原产生了仰慕和崇敬之情。江绍原先生是1957年我踏入社会第一个结识的著名学者,那时他才59岁,是中国科学出版社的编审。

  回想60年前,我在北大读书时,毕业论文选了中国民间文学。我的这个偏门选题得到了系主任、我的导师曹靖华先生的认同。为了准备写这篇论文,我常常到北大图书馆所属民主楼的小阁楼上那个很少有人光顾的藏书室里去查阅收藏的北大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时代的旧杂志和旧报纸。在那里,我不仅了解了最早提倡歌谣和传说故事的周作人、刘半农、沈兼士、顾颉刚等的业绩,也对25岁就成了北大教授、稍后又荣任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早成立的民俗学会风俗调查会主席、著有《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开明书店1927年版)、《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中华书局1932年版)和《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著作的江绍原产生了仰慕和崇敬之情。江绍原先生是1957年我踏入社会第一个结识的著名学者,那时他才59岁,是中国科学出版社的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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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绍原先生祖籍安徽旌德,1898年出生于北京,青年时期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预科,不久去美国加利福尼亚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作旁听生。192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宗教学著作《乔达摩底死》。同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比较宗教学,1922年在该校毕业后,又在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哲学专业学习。1923年回国,到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授。1927年,江绍原应鲁迅之邀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院英吉利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兼任国文系课程,开设了“迷信研究”课程。1930年夏与钟敬文、钱南扬、娄子匡等联合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先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最近民俗研究范围与倾向》《民间的疾病传染》《宁波端午老虎画集序》等文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山西大学英语系教授、中国科学出版社编审、商务印书馆编审和顾问。

  江绍原先生祖籍安徽旌德,1898年出生于北京,青年时期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预科,不久去美国加利福尼亚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作旁听生。192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宗教学著作《乔达摩底死》。同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比较宗教学,1922年在该校毕业后,又在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哲学专业学习。1923年回国,到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授。1927年,江绍原应鲁迅之邀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院英吉利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兼任国文系课程,开设了迷信研究课程。1930年夏与钟敬文、钱南扬、娄子匡等联合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在杭州出了40期),先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最近民俗研究范围与倾向》《民间的疾病传染》《宁波端午老虎画集序》等文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山西大学英语系教授、中国科学出版社编审、商务印书馆编审和顾问。

回想60年前,我在北大读书学的是俄罗斯语言文学,但我的毕业论文却选了中国民间文学。我的这个偏门选题得到了系主任、我的导师曹靖华先生的认同。为了准备写这篇论文,我常常到北大图书馆所属民主楼的小阁楼上那个很少有人光顾的藏书室里去查阅收藏的北大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时代的旧杂志和旧报纸,在那里我不仅了解了最早提倡歌谣和传说故事的周作人、刘半农、沈兼士、顾颉刚等的业绩,也对25岁就成了北大教授、稍后又荣任风俗调查会主席、著有《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开明书店1927年)、《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中华书局1932年)和《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等著作的江绍原产生了仰慕和崇敬之情。

我在中国民研会研究部工作时,职责是翻译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民间文学资料,联系“五四”时代的民间文学专家,组织学术活动。我陆续翻译了一些苏联民间文学研究的资料和文章,在研究部主任路工和《民间文学》编辑部主任汪曾祺的帮助与支持下,在内刊上和《民间文学》上发表。江绍原也在全力关注苏联民间文艺学界的学术动态,其专业方向也从民间俗信研究与比较宗教学转移到了民间文学上,原本熟练掌握英语等多种外语的他,又自学了俄语,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俄文版的民间故事集,如《塔吉克民间故事集》、《哈萨克民间故事》、《印度民间故事》《西非神话寓言动物故事集》、《鹦鹉讲的故事》等。同时还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与苏联民间文学理论,出版了苏联民族学家的多人合集《苏维埃人种学译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以“文种”的笔名翻译的布宾诺夫等著《资产阶级民族学批判译文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等。当他在杂志上读到我翻译的波米兰才娃的《苏维埃民间文艺学》、契切罗夫《民间文艺学》(为《苏联大百科全书》所撰词条)和《苏维埃民间创作的历史材料》以及古雪夫的《论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史的研究》等当时苏联著名学者写的民间文艺学文章后,对我这个初登译坛的年轻人倍加注意,开始引为同道。我也开始常去拜访求教于他。他把所译之《资产阶级民族学批判译文集》一书签名赠送给我。他的活动范围大致只有三个地方:一是他的家。他借住在好友周作人西城区八道湾11号住宅的北屋里,只有一间住房,很狭窄,室内一张大床上躺着常年卧病在床、懂俄语能翻译书稿、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儿子江幼农。二是文津街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他经常到那里借书看书查资料和伏案翻译外国学者的著作。三是朝阳门内大街117号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室。就是在他的编辑室里,他要我把已经译成中文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合编为一集,他要帮助出版,这就是我和妻子马昌仪合译、索柯洛娃等著《苏维埃民间文艺学四十年》(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我约他撰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民间文学观的文章,他把一篇研究恩格斯的《德国民间故事书》的论文《恩格斯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龙鳞胜和》交给了我,经我的手在《民间文学》1961年第9期上发表了。这大概是这位25岁就当上北京大学民俗学和比较宗教学教授、为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奠基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学者,在《民间文学》上发表的唯一的文章。

  我在中国民研会研究部工作时,职责是翻译苏联和其他国家(包括欧美)的民间文学资料,联系五四时代的民间文学专家,组织学术活动。我陆续翻译了一些苏联民间文学研究的资料和文章,在研究部主任路工和《民间文学》编辑部主任汪曾祺的帮助与支持下,在内刊上和《民间文学》上发表。江绍原也在全力关注苏联民间文艺学界的学术动态,其专业方向也从民间俗信研究与比较宗教学转移到了民间文学上,原本熟练掌握英语等多种外语的他,又自学了俄语,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俄文版的民间故事集,如《塔吉克民间故事集》(1952)、《哈萨克民间故事》(1954)、《印度民间故事》《西非神话寓言动物故事集》(1957)、《鹦鹉讲的故事》(1958)等。同时还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与苏联民间文学理论,出版了苏联民族学家的多人合集《苏维埃人种学译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以文种的笔名翻译的布宾诺夫等著《资产阶级民族学批判译文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等。当他在杂志上读到我翻译的波米兰才娃的《苏维埃民间文艺学》、契切罗夫《民间文艺学》(为《苏联大百科全书》所撰词条)和《苏维埃民间创作的历史材料》以及古雪夫的《论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史的研究》等当时苏联著名学者写的民间文艺学文章后,对我这个初登译坛的年轻人倍加注意,开始引为同道。我也开始常去拜访求教于他。他把所译之《资产阶级民族学批判译文集》一书签名赠送给我。他的活动范围大致只有三个地方:一是他的家。他借住在好友周作人西城区八道湾11号住宅的北屋里,只有一间住房,很狭窄,室内一张大床上躺着常年卧病(瘫痪)在床、懂俄语能翻译书稿、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儿子江幼农。二是文津街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他经常到那里借书看书查资料和伏案翻译外国学者的著作。三是朝阳门内大街117号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室。就是在他的编辑室里,他要我把已经译成中文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合编为一集,他要帮助出版,这就是我和妻子马昌仪合译、索柯洛娃等著《苏维埃民间文艺学四十年》(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我约他撰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民间文学观的文章,他把一篇研究恩格斯的《德国民间故事书》的论文《恩格斯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龙鳞胜和》交给了我,经我的手在《民间文学》1961年第9期上发表了。这大概是这位25岁就当上北京大学民俗学和比较宗教学教授、为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奠基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学者,在《民间文学》上发表的唯一的文章。

1957年的9月初,我大学毕业,没有经过国家教育部的统一分配,而是在我的导师曹靖华先生的推荐下直接到中国文联下属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报到工作,江绍原先生是我踏入社会后第一个结识的著名学者。那时他59岁,是科学出版社的编审。

1962年8月23日,我受命在国际俱乐部主持组织了民间文学界“专家交谊会”,重点邀请了一些在京的“五四”时期的民间文学专家到会,有顾颉刚、魏建功、江绍原、常惠、容肇祖、杨成志等,还组织他们在颐和园乘船游昆明湖,在听鹂馆用餐,并全体留影。

  1962年8月23日,我受命在国际俱乐部主持组织了民间文学界专家交谊会,重点邀请了一些在京的五四时期的民间文学专家到会,有顾颉刚、魏建功、江绍原、常惠、容肇祖、杨成志等,还组织他们在颐和园乘船游昆明湖,在听鹂馆用餐,并全体留影。

江先生祖籍安徽旌德,1898年出生于北京,青年时期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预科,不久去美国加利福尼亚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作旁听生。“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投入了这一爱国运动,参加了游行队伍,是冲入卖国贼曹汝林住宅、火烧赵家楼被反动政府逮捕入狱的游行者之一。192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宗教学著作《乔达摩底死》。同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比较宗教学,1922年在该校毕业后,又在伊利诺大学研究院哲学专业学习。1923年回国,到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授。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入主北京,解散北京大学,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些知名人士纷纷南下赴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江绍原应鲁迅之邀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院英吉利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兼任国文系课程,开设了《迷信研究》课。“4·12”事变后离穗赴杭州,靠卖文度日,1930年夏与钟敬文、钱南扬、娄子匡等联合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在杭州出了40期),他先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最近民俗研究范围与倾向》、《民间的疾病传染》、《宁波端午老虎画集序》等文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山西大学英语系教授、中国科学出版社编审、商务印书馆编审和顾问。

那些年,我常去他的府上求教,和他成了忘年之交。他对后学的无私教诲和倾情帮助,使我永志不忘。后来他调到商务印书馆任编审、顾问,我则先后到新华社和《文艺报》工作,来往就少了。1983年9月,我应文艺界老领导之召,从中国作家协会调回到年轻时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主持研究会的日常工作。哪想刚刚到任没几天,江绍原先生就逝世了。噩耗传来,我非常悲痛。鉴于我与江先生的交情,他又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顾问,商务印书馆的领导要我在他的追悼会上致悼词,我在悲痛中接受了这一委托。冥冥中我意识到,我和江先生的相识结缘,也许是一种缘分吧。

  那些年,我常去他的府上求教,和他成了忘年之交。他对后学的无私教诲和倾情帮助,使我永志不忘。后来他调到商务印书馆任编审、顾问,我则先后到新华社和《文艺报》工作,来往就少了。1983年9月,我应文艺界老领导之召,从中国作家协会调回到年轻时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主持研究会的日常工作。哪想刚刚到任没几天,江绍原先生就逝世了。噩耗传来,我非常悲痛。鉴于我与江先生的交情,他又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顾问,商务印书馆的领导要我在他的追悼会上致悼词,我在悲痛中接受了这一委托。冥冥中我意识到,我和江先生的相识结缘,也许是一种缘分吧。

我在中国民研会研究部工作,我的职责是翻译苏联和其他国家(包括欧美)的民间文学资料,联系“五四”时代的民间文学专家,组织学术活动。我陆续翻译了一些苏联民间文学研究的资料和文章,在研究部主任路工和《民间文学》编辑部主任汪曾祺的帮助与支持下,在内刊上和《民间文学》上发表。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江绍原也在全力关注苏联民间文艺学界的学术动态,其专业方向也从民间俗信研究与比较宗教学转移到了民间文学上,原本熟练掌握英语等多种外语的他,又自学了俄语,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俄文版的外国的和民族的民间故事集,如《塔吉克民间故事集》(1952)、《哈萨克民间故事》(1954)、《印度民间故事》、《西非神话寓言动物故事集》(1957)、《鹦鹉讲的故事》(1958)等。同时还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与苏联民间文学理论,出版了苏联民族学家们的多人合集《苏维埃人种学译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以“文种”的笔名翻译的布宾诺夫等著《资产阶级民族学批判译文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等。当他在杂志上读到我翻译的波米兰才娃的《苏维埃民间文艺学》、契切罗夫《民间文艺学》(为《苏联大百科全书》所撰词条)和《苏维埃民间创作的历史材料》以及古雪夫的《论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史的研究》等当时苏联著名学者写的民间文艺学文章后,对我这个初登译坛的小青年倍加注意,开始引为同道。我也开始常去拜访他求教。他把所译之《资产阶级民族学批判译文集》一书签名赠送给我。他的活动范围大致只有三个地方:一是他的家。他借住在好友周作人西城区八道湾11号住宅的北屋里,只有一间住房,很狭窄,室内一张大床上躺着常年卧病(瘫痪)在床、懂俄语能翻译书稿、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儿子江幼农。二是文津街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他经常到那里借书看书查资料和伏案翻译外国学者的著作。三是朝阳门内大街117号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室。就是在他的编辑室里,他要我把已经译成中文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合编为一集,他要帮助出版,这就是我和妻子马昌仪合译、索柯洛娃等著《苏维埃民间文艺学四十年》(科学出版社1959年)。我约他撰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民间文学观的文章,他把一篇研究恩格斯的《德国民间故事书》的《恩格斯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龙鳞胜和》交给了我,我提交给《民间文学》杂志,发表在该刊1961年第9期上。这大概是这位25岁就当上北京大学民俗学和比较宗教学教授、为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奠基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学者,在《民间文学》上发表的唯一的文章。

他逝世后,我派王文宝同志去就他的藏书进行沟通,他的家属将其捐赠给了中国民研会。民研会图书资料室成立之初,无论是藏量还是珍藏,在全国文联所有协会研究会的图书资料室中是首屈一指、有口皆碑的,曾先后接受过许多文化名人的捐赠,如疑为刘半农的《绥远民歌集》手稿,周作人的《绍兴童谣》手稿,容肇祖的《粤讴》《迷信与传说》《二荷》与《歌谣》周刊,程砚秋的寒亭年画,公木的《陕北信天游》等一大批捐赠品,当时又增添了江绍原先生的包括《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在内的“五四”时期民间文学报刊私藏,这在那时甚至现在,都是很珍贵的。我作为研究会的负责人,特批了五百元人民币给家属,作为报偿。后来王文宝从他的遗存书刊材料中挑出几种,与他的女儿江小蕙女士一起编成《中国礼俗迷信》(天津渤海湾出版公司)、《古俗今说》等出版了。

  他逝世后,我派王文宝同志去就他的藏书进行沟通,他的家属将其捐赠给了中国民研会。民研会图书资料室成立之初,无论是藏量还是珍藏,在全国文联所有协会研究会的图书资料室中是首屈一指、有口皆碑的,曾先后接受过许多文化名人的捐赠,如疑为刘半农的《绥远民歌集》手稿,周作人的《绍兴童谣》手稿,容肇祖的《粤讴》《迷信与传说》《二荷》与《歌谣》周刊,程砚秋的寒亭年画,公木的《陕北信天游》等一大批捐赠品,当时又增添了江绍原先生的包括《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在内的五四时期民间文学报刊私藏,这在那时甚至现在,都是很珍贵的。我作为研究会的负责人,特批了五百元人民币给家属,作为报偿。后来王文宝从他的遗存书刊材料中挑出几种,与他的女儿江小蕙女士一起编成《中国礼俗迷信》(天津渤海湾出版公司)、《古俗今说》(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出版了。

1962年3月,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周恩来总理讲了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陈毅副总理向知识分子行“脱帽礼”(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强调向知识分子讲团结,感动了文艺界和知识界,知识分子政策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宽松局面。8月23日,我受命在国际俱乐部举办了民间文学界“专家交谊会”,除了一些常常在报刊上露面的主流人士外,重点邀请了一些在京的“五四”时代的民间文学专家到会,有顾颉刚、魏建功、江绍原、常惠、容肇祖、杨成志等。还组织他们在颐和园乘船游昆明湖,在听骊馆用餐,并全体留影。

江先生一生追求进步。抗战时不忍离国他去,不任伪职,过着清贫的生活。抗战胜利后,参加1946年的地下党组织的反对选举伪国大代表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大会,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拼死争自由》的文章。商务印书馆起草由我宣读的《悼词》中说:“江先生在国家民族遭受严重危难时期,追求真理,不畏强暴,表现了民主革命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的民族气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充满信心。”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追求和情操,表现在学术研究上,就是他的创新和开拓精神。我在青年时期同江绍原先生结下的学缘,前后经历了漫长的26个春秋,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为人品德和治学精神一直鼓舞和激励着我。

  江先生一生追求进步。抗战时不忍离国他去,不任伪职,过着清贫的生活。抗战胜利后,参加1946年的地下党组织的反对选举伪国大代表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大会,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拼死争自由》的文章。商务印书馆起草由我宣读的《悼词》中说:江先生在国家民族遭受严重危难时期,追求真理,不畏强暴,表现了民主革命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的民族气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充满信心。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追求和情操,表现在学术研究上,就是他的创新和开拓精神。我在青年时期同江绍原先生结下的学缘,前后经历了漫长的26个春秋,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为人品德和治学精神一直鼓舞和激励着我。

图片 2左起:杨成志、顾颉刚、江绍原、常惠、容肇祖
摄于颐和园听鹂馆(1962.8)

那些年,我也常去他的府上求教,和他成了忘年之交。他对后学的无私教诲和倾情帮助,使我永志不忘。“文革”后,他调到商务印书馆任编审、顾问,我则先后到新华社和《文艺报》工作,来往就少了。1983年9月,我应文艺界老领导周扬同志之召,从中国作家协会调回到年轻时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主持研究会的日常工作。哪知刚刚到任不多天,江绍原先生就逝世了。噩耗传来,我非常悲痛。鉴于我与江先生的交情,他又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顾问,商务印书馆的领导要我在他的追悼会上致悼词,我在悲痛中接受了这一委托。冥冥中我意识到,我和江先生的相识结缘,也许是一种缘分吧。

他逝世后,我们派王文宝同志去就他的藏书进行沟通,家属将其捐赠给了中国民研会。民研会图书资料室成立之初,无论是藏量,还是珍藏,在全国文联所有协会研究会的图书资料室中是首屈一指、有口皆碑的。曾先后接受过许多文化名人的捐赠,如疑为刘半农的《绥远民歌集》手稿,周作人的《绍兴童谣》手稿,容肇祖的《粤讴》《迷信与传说》《二荷》与《歌谣周刊》,程砚秋的寒亭年画,公木的《陕北信天游》等一大批捐赠品,如今,又增添了江绍原先生的包括《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在内的“五四”时代民间文学报刊私藏,这在那时和现在,都是很珍贵的。我作为小小的研究会的领导人,特批了伍佰元人民币给家属,作为报偿。后来王文宝从他的遗存书刊材料中挑出几种,与他的女儿江小蕙女士一起编成《中国礼俗迷信》、《古俗今说》等公开出版了。

江先生一生追求进步。抗战时不忍离国他去,不任伪职,过着清贫的生活。抗战胜利后,参加1946年的地下党组织的反对选举伪国大代表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大会,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拼死争自由》的文章。商务印书馆起草的《悼词》中说:“江先生在解放前国家民族遭受严重危难时期,追求真理,不畏强暴,表现了民主革命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的民族气节;解放后,他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充满信心。”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追求和情操,表现在学术研究上,就是他的创新和开拓精神。我在青年时期同江绍原先生结下的学缘,前后经历了漫长的26个春秋,是为我一生的私淑老师。他的为人品德和治学精神一直鼓舞和激励着我。

写于2017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