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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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陈望道曾经自述,“我是在农村读国文,绣湖学数学,金华攻理化,之江习外语,到了日本则几乎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无不涉猎”,无时无刻不被“兴实业、重科学,希望国家富强”的思想强烈驱使着,后来又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等。从接受翻译《共产党宣言》任务那一刻起,陈望道一生从未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陈望道对妇女经济独立问题的剖析深入到劳动权的层面,指出妇女要解放就应该有绝对的自由劳动权,做到真正的经济独立。从1929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提出“今欲图发展我国新闻事业,必培专门人才……现本系与报馆当局切实合作借收实效”,到1943年主持新闻系工作提出“好学力行”的训勉,再到1945年募捐建成“新闻馆”,陈望道以身作则践行“学行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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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版译者,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首次印刷了1000册,此后又多次再版,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现以此文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

关键词:陈望道;宣言;习近平;中央政治局常委;妇女运动;劳动权;翻译;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真理;工具书

修缮后的陈望道故居

201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马克思的这一国际共产主义经典理论之作,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影响巨大,回望《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传播以来,自始至终都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和价值体系的建立,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指导和推动作用。

作者简介:

“国福路51号”,上海杨浦区一幢掩映在绿意中的洋房。这里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的住所。如今,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复旦大学发起,上海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支持,修缮后的这幢建筑作为复旦大学校史馆专题馆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试运行,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人们可以走进这里,重温“真理的味道”,触摸信仰的力量。

2017年国庆期间,一部七集政论专题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全国各电视台播放,其中在第一集《举旗定向》中,播放了一段习近平总书记讲述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由于精神高度集中,误将墨水当作红糖水喝下的小故事,也由此引出一句经典之语,即“真理的味道非常甜”,那么陈望道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920年春,中华大地暗流涌动。千千万万的进步青年,激情勃发,又踌躇迷茫。他们渴望改变,想有所作为,却又不知路在何方。此时,29岁的陈望道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间柴房里,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变成了方块文字。随着《共产党宣言》 首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现,“共产主义”来到了中国这个东方古国。

说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不得不提到陈望道。从《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欧洲发表,到陈望道1920年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迅速传播、发展。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影响和培育了无数先进分子投身革命,促使他们由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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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意味深长地讲述了陈望道“真理的味道如此甘甜”的故事。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在1920年9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前,习近平总书记连称很珍贵……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真理之光’,《共产党宣言》就是‘信仰之源’,是在中国大地上催生了无数革命先驱源源不竭的奋斗动力。”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如是讲述辟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的初衷,她说,“我们以‘信仰之源’为主题将陈望道故居打造成《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希望使之不仅成为复旦党史、校史的教育基地,而且也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红色地标。”

习近平在讲述陈望道的故事

  陈望道曾经自述,“我是在农村读国文,绣湖学数学,金华攻理化,之江习外语,到了日本则几乎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无不涉猎”,无时无刻不被“兴实业、重科学,希望国家富强”的思想强烈驱使着,后来又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等。他逐渐意识到,单讲“新”是不够的,应该学习从制度上去看问题。如不进行制度的改革、没有“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一切谋求强国复兴的道路方法都是徒劳。后来,陈望道把他毕生追求归结为“宣扬真理,改革社会”。

真理的力量在这里传承

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字任重,浙江义乌人。1891年1月18日出生于浙江义乌一个较为富裕之家,父亲陈君元经营一些小买卖,母亲则是相夫教子,夫妻共育有五个子女,而陈望道是家中长子。陈君元是一个开明人士,不但供养三个儿子上学,而且也送两个女儿求学,这在当时确实是开明之举。陈望道在16岁之前,就一直跟随私塾先生熟读四书五经一类的传统典籍,并时常帮助家里干一些农活,在中华传统文化方面,陈望道尤其受两个舅舅的影响至深。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思想深刻、内容丰富,文字极为优美、精炼。陈望道当时缺乏参考资料和工具书,硬是“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才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从接受翻译《共产党宣言》任务那一刻起,陈望道一生从未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5月,党的早期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陈望道是主要成员并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出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首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位党员之一。

走进小楼一层的序厅,陈望道1920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浮雕静静陈列,与一件中央编译局赠送的,由《共产党宣言》中文全文排列而成的马恩浮雕宣传品相映成趣。步入宣言展厅,还能看到陈望道曾使用过的桌椅、柜子。

1907年,陈望道从家乡来到义乌县城,入绣湖学院学习数学和博物,但仅读了一年之后就返乡兴学,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深感自己的知识欠缺太多,遂前往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堂读书,在这里接受了一些现代教育和思想,渴望以实业救国,并下定决心去欧美留学,在金华学习四年之后,陈望道又去上海补习英语,还到杭州之江大学进修了英语和数学,但最终也没能踏上留学欧美之旅,只能舍近求远前往日本留学,为此,陈望道的父亲还变卖了一些田产资助他。

  陈望道的一生都把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作为全部思想的主题。他最早关心和研究妇女问题,提出了妇女解放、男女平权、妇女参政、婚姻自由等进步主张,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和倡导者。陈望道对妇女经济独立问题的剖析深入到劳动权的层面,指出妇女要解放就应该有绝对的自由劳动权,做到真正的经济独立。此外,还提出对这一独立的具体要求,如“取得家庭里男子一样的教养期间”;在倡导母性自决时,强调“由女性自己的一直决定生育几个孩子的事情”……这些鞭辟入里的洞见,源自他对百姓疾苦、人民苦难的深切情怀。

从“诞生:阶级使命、人类解放”“共震:华夏命运、道路抉择”“中译:承译巨著,传播火种”到“影响:信仰之源、时代担当”,长设的“宣言中译·信仰之源”主题教育展,系统展示《共产党宣言》的诞生、传播、翻译、版本,及其对中国革命和革命者的巨大影响。

1915年初,24岁的陈望道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四年半,先后在多所学校学习,并最终取得私立中央大学法学学士学位,这所大学位于日本京都,廖仲恺先生也曾就读于私立中央大学。

  从1929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提出“今欲图发展我国新闻事业,必培专门人才……现本系与报馆当局切实合作借收实效”,到1943年主持新闻系工作提出“好学力行”的训勉,再到1945年募捐建成“新闻馆”,陈望道以身作则践行“学行并重”。

这里不仅展示了1920年出版的首版陈望道中译本,再现了承印首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又新印刷所,还专门辟设版本厅,用以安置从坊间搜罗的部分宣言版本。其中,就包括1918年的珍贵德文版本和刊载幸德秋水《共产党宣言》日译全文的图书《社会主义研究》。据现有研究,后者应是陈望道作为中文翻译依据的底本。

陈望道在京都留学期间,与时任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教授河上肇相识,并与年长其12岁的河上肇成为好友,河上肇是日本著名学者,也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对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和影响。陈望道非常喜欢阅读河上肇的著作,尤其是河上肇所翻译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典籍和文章,陈望道的思想也渐渐从实业救国逐步转向社会革命。

  陈望道还是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人。从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里,随处可见一些开启白话文修辞学风气的精彩语句,如“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结的散作烟云,神圣的堕入秽亵”。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其文学性在某些地方胜过底本(日文本和英文本),表现出显著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1920年早春时节,陈望道回到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的老宅。简陋的柴屋里,只有一盏煤油灯、一块铺板、两条长凳。凭借着一本日文版、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他夜以继日地翻译。曾将墨水误作红糖,吃下母亲送来的粽子。这则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的故事名叫“真理的味道”,也在展厅中不断播放。

当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这在中国留日学生群体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陈望道开始与一些志同道合者,热烈地向往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正应了那句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陈望道开始积极宣传俄国的十月革命,并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

“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陈望道这样说,也这样做。《共产党宣言》全篇译文不足两万字,但陈望道花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精力。他是带着对马克思主义深刻的理解和信仰去翻译的。因此,用词非常生动并且准确。《共产党宣言》中文版中包含着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1919年5月,陈望道从日本回国后,被时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聘为国文教员,这是一所以培养小学教员为主的中等师范学校。陈望道回国之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而浙江省立一师是整个浙江宣传新文化运动思想的中心,学校曾汇聚了一批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在此任教,诸如沈钧儒、李叔同、夏丏尊、马叙伦、鲁迅等人,陈望道也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之中,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号称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因为这四位教师积极宣传新思想,反对旧礼教。陈望道后来在回忆中称:“五四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以北大最为活跃,在中等学校,则要算湖南第一师范和杭州第一师范了。”

革命时代,陈望道不惧威胁,团结各方力量驱除黑暗,迎接光明;身为复旦大学校长,他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付之于学风与校风建设,以培养学生的科学求真精神为核心,以学科设置的科学体系化为依归,以建设“我们伟大的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大学”为目标,切实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诠释“信仰之源”的内涵与力量……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陈望道始终秉持赤子之心,为党和人民尽心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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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新时代的人们追寻《共产党宣言》的故事,求索信仰的源泉,真理的力量在时间的河流中不断汇聚、壮大。

陈望道

人格的魅力在这里闪光

1920年2月9日,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因拒绝开除陈望道等进步教师,被浙江教育当局撤了校长职务,并调离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陈望道在浙江一师也待不下去了,只好离开了杭州,回到家乡义乌小住。

沿着褚红色的楼梯向上,小楼的二、三层,原是陈望道的生活起居之所,记录了1956年至1977年间他的生活形迹与工作点滴。

1920年3月,陈望道接到了上海《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的来信,告知《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约请他去上海相商翻译《共产党宣言》。《星期评论》是五四运动之后一本进步周刊,是戴季陶等人奉孙中山之命,于1919年6月8日在上海创刊,随《民国日报》免费附送,当时由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人负责编辑。

最初,学校本想将整幢楼让予陈望道居住,高风亮节的他却执意谦让。“国福路51号,总面积大约为300多平方米,大大小小的用房有十间之多,当时只有三口之家的陈望道,左想右想也不愿迁入这一新居。后来经学校再三说明并答应将校内的语法、逻辑、修辞研究室迁至国福路5l号底层,问题才得到解决。”在陈望道之子、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陈振新发表于《解放日报》的署名文章《复旦人的百年记忆:国福路51号》中,这段轶事被记录下来。

戴季陶(1891—1949)曾于1905年留学日本,在私立日本大学就读,辛亥革命之后追随孙中山革命,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曾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第一任主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并曾担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达20年之久,是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在中华民国时期素有“国师”之称。

在中国语言学领域,曾出版《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等著作的陈望道堪称大家,而在其建议下建起的这个语言研究室,也不负所托,成为今日复旦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的前身,为复旦大学的语言学发展和陈望道自身的学术事业,提供了宽松有序的研究氛围。

戴季陶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一,他在日本留学期间,购买了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并曾试图翻译成中文版,因有一定的难度而被迫放弃,此时他正在负责编辑《星期评论》,就打算请人翻译《共产党宣言》,并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戴季陶就请邵力子物色和推荐人选,并提出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三个条件:一是熟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二是精通德、英、日三种外语中的一种;三是要有相当水平的语言文学素养。

复旦大学档案馆负责人介绍,陈望道是复旦校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于复旦任职的总时间近50年,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所巍巍学府留下了他丰富的历史资料。此次修缮后的旧居二层集中布置了主题为“千秋巨笔·一代宗师”的展览,复原了陈望道的书房,介绍《共产党宣言》全文首译者陈望道的生平事迹,勾勒出作为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思想家、学者的陈望道的光辉人生。三层则是展览的珍档展厅,将展示陈望道的藏书、手札及百年诞辰时的名家题字。

邵力子(1882—1967)曾于1906年留学日本,并加入中国同盟会,也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曾与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邵力子当时想到了他的浙江同乡陈望道,并将陈望道推荐给戴季陶,“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书房复原厅里,摆放着陈望道端坐的蜡像。他仍然笔耕不辍,一如生前常有的状态。几张书桌上,堆放着普通话推广方案,《辞海》定审稿,校长室的行政公报。

陈望道原本就是河上肇的拥趸,也曾阅读过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崇敬,也由于在家无事可做,就欣然应承了下来。戴季陶将自己珍藏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提供给陈望道,为了更精准地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还请陈独秀出面,从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那里借来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以日英两种文本进行对照翻译。

“红色基因”在这里延续

在家乡的茅草屋里,陈望道开始翻译德国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他主要依据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进行翻译,同时还要参照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尽管《共产党宣言》只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但要准确地翻译出来,并能够达到“信、达、雅”的程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陈望道当时对日文和英文并没有达到十分精深的程度。

小楼西北角的旧居车库,改建为车库影院,播映《大师陈望道》和《信仰之源》。

由于陈望道不分昼夜地进行《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陈母看他太过辛苦了,就给儿子送来粽子和红糖水,陈望道因为精力过于集中,不知不觉之中,竟将粽子蘸着墨汁吃到了嘴里,但他并没有觉察到,陈母问他需不需要加点红糖,陈望道回答说:“不用,够甜,够甜的了!”,当陈母前来收拾碗筷时,发现儿子满嘴都是黑墨汁,而红糖水却一点都没有动,陈望道这才知道自己是蘸着墨汁吃的粽子,母子俩不由得相视大笑起来,也由此引申出“真理的味道非常甜”或“信仰的味道非常甜”这样的段子来。

一本书,一个人,一种精神,陈望道及其与他相关的故事,早已成为一种集体记忆铸就的底蕴。

1920年4月底,陈望道终于翻译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全文,他将翻译稿交到了陈独秀手中,陈独秀虽然数次流亡日本,并曾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和早稻田大学学习,但并没有获得任何学位,对日文翻译中文也并不十分精通,因此他也不敢擅自做主,而是马上把书稿转交给了李汉俊。

负责旧居修缮的工作人员介绍,整个旧居的修缮以“修旧如故”为原则,为此甚至请到了远在外地的老邻居一同回忆细节。修缮方案经过文物部门和专家的严格评审,一扇腐朽破损的木门被更换成新门后,也要对新门进行做旧处理,以便于增强参观者的历史代入感。就连树木、草坪、水泥地面等小楼周边环境细节,也都尽量按照陈望道亲属、学生、老邻居等记忆中的样子来复原,努力“让历史可凝聚,让建筑可阅读,让信仰可升华”。

李汉俊曾于1904年至1918年在日本留学,不但获得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学位,而且还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李汉俊对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本进行了认真校对并做了适当的修改后,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

“陈望道老校长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既引领了无数先驱走上革命的道路,也种下了复旦大学办学治校的‘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之源。”焦扬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更大决心、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强合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和人才培养工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本为竖排版,小32开,用3号铅字刊印,全书56页,水红色封面,印有马克思的半身坐像,封面上还印有一行小字“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书名为《产共党宣言》,马格思、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书末版权页上还印着“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定价:大洋一角。”第一版印了1000册,很快销售一空,第二版重印时,书名改为《共产党宣言》,其后重印达17次之多,1927年4月,中国国民党在南京执政之后,《共产党宣言》被列为禁书。

上海是《共产党宣言》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全译本的诞生地,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这座城市拥有着深厚的红色文化积淀。穿越时光,在这方刻着历史印记的天地,真理和信仰的力量恒在,先辈的故事弥新。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高怀东说:“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对于当代青年而言,是思想的涤荡,更是激励自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最佳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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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共产党宣言》

1920年5-6月间,陈望道应陈独秀之邀,到上海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主要是进行组稿,因为《新青年》编辑部早在1917年初就迁到北京大学去了。在上海期间,陈望道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

1920年8月,陈望道转为中共党员并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还经常亲自到沪西工厂区开办工人夜校并进行平民教育。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发起人共有8人,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

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李书诚的公馆内召开,李书诚曾留学日本,并在振武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士官生,在日留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等人一起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后随黄兴参加了武昌起义,曾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参谋长。

当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是李达和李汉俊,李汉俊是李书诚的胞弟,他说服兄长李书诚为中共一大召开提供了自己的寓所。当时出席中共一大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共有12人,除上海的李达和李汉俊之外,还有武汉小组的董必武和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和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和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和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旅欧小组因路途遥远而未通知参会。除上述12名正式代表之外,还有陈独秀的个人代表包惠僧,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

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贡献最大的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却因各种原因没有出席党的一大,而对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陈望道也没有出席党的一大,究竟是何种原因,还有待党史研究者进行挖掘和研究。

党的一大初期在李书诚的公馆召开,后来为了躲避法国巡捕的搜查,于是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继续开会,一大选出的领导机构为中央局,由陈独秀、李达和张国焘组成,陈独秀因其社会威望缺席当选中央局书记,李达因负责筹备中共一大有功,并且还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因主持召开中共一大并擅长社会活动,被选为组织主任。

www.55402.com,党的一大还通过了党的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党的一大于1921年7月下旬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但具体日期已经无法查证。在中国共产党建党20周年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发文确定,将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

陈望道之所以没有参加中共一大的原因,据说是与陈独秀产生了矛盾,陈望道对陈独秀的家长式作风非常反感,不但没有参加党的一大,甚至不久之后就脱党了,但陈望道的信仰并没有改变,而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从事教育工作。

1922年10月23日,国共合作的上海大学正式成立,孙中山出任名誉校董,蔡元培、汪精卫、章太炎、李石曾、张静江等20余人担任校董,于右任出任校长,邵力子出任副校长,邓中夏曾经出任学务长,瞿秋白曾经出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陈望道则长期在上海大学工作,先后出任过学务长、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并曾一度代理上海大学校长之职。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上海大学中一些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国共第二次合作彻底破裂,上海大学被国民党当局彻底查封并停办。

上海大学被迫停办之后,陈望道被私立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聘为复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学生中也有许多秘密党员和进步学生,陈望道利用自己的职务和影响力,经常为进步学生提供便利,并尽其所能保护进步学生,陈望道因此也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随时都有被迫害和逮捕的可能,1931年暑假,陈望道不得不离开了私立复旦大学。

这时的陈望道将全部精力都用于研究修辞学,不断地补充和修订自己在上海大学执教时的教学讲义,最终于1932年完成了《修辞学发凡》一书,并由上海大江书铺分上下两册出版,陈望道创立了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修辞学发凡》也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巨著,被学界奉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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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辞修学发凡》

1933年7月,陈望道由上海前往安庆,应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程演生之邀,在安徽大学中文系主讲“文艺理论”等课程,但他只教授一个学期的课程,就又返回上海。

1934年9月20日,由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半月刊杂志在上海创刊,由上海生活书店发行,“太白”之名是陈望道与鲁迅共同确定的,太白即拂晓之前出现在东方天空的金星(启明星),寓意编辑《太白》是黎明前的战斗,以迎接胜利的曙光。《太白》是一本现代文艺杂志,共出版了2卷24期,就于1935年9月5日被迫停刊。陈望道从上海前往广西,应时任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之邀出任中文系主任。

1937年6月,陈望道回到上海,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1938年初,上海地下党组织在“孤岛”创办了一所夜大学——“社会科学讲习所”,陈望道在其中任教,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1940年秋,陈望道逃离上海“孤岛”,经香港、越南转入西南大后方,继续在已经迁校至重庆北碚的私立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

1942年初,私立复旦大学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改组为国立复旦大学,陈望道出任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等职,并曾亲自募捐兴建了一座“新闻馆”,成为学校进步学生的活动中心。

www.402.com,1946年6月,陈望道随国立复旦大学复员迁回上海,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和社会声望,积极配合党组织保护和支持复旦师生的革命活动,曾负责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的工作,组织一些进步教授参加反对内战的民主活动。

1949年6月20日,复旦大学被上海军管会接管,陈望道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由于主任委员张志让进京出任最高法院副院长,并未实际履职,复旦大学校务工作都由陈望道承担。

1951年,陈望道请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为复旦大学题写了校名。1952年秋,毛泽东主席又亲自签署任命状,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

1955年5月,陈望道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6年元旦,毛主席在上海亲切地接见了陈望道,两位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见证人的晤面,具有不平凡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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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会员登录网址,毛泽东与陈望道握手

1957年6月,陈望道向上海市委请求重新入党,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向中央进行了汇报,由中共中央直接吸收陈望道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并没有公开他的党员身份,直到中共十大召开时,陈望道的党员身份才正式公开。

1960年冬,《辞海》总编舒新城逝世之后,由陈望道继任总编,在其主持之下,《辞海》于1965年定稿出版,陈望道亲自题写书名。

文革十年,陈望道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但他还是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但也仅仅是名誉上的,年事已高的陈望道不可能在主持复旦大学校政了,只是鉴于他的德高望重挂名而已。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在上海病逝,享年87岁。陈望道的追悼会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彭冲主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一平致悼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