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最后1个人国君是哪个人,的战术决策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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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所谓“战略”,其经典的释义,就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战略同时也是一种选择,即在形势扑朔迷离的情况下,在面临着多种可能性都存在的局面之前,睿智地选择一种成本最小、效益最大、弊端最少,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最佳方略。正是在此背景下,一贯倡言伐吴的大臣羊祜于咸宁二年(276年)向晋武帝进《平吴疏》,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战略形势,论证了晋朝起兵攻灭东吴,统一全国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可能性,并具体策划了晋军战略进攻的基本步骤,以期让晋武帝排除各种干扰。这样就从弘扬“大一统”理念的高度,为灭吴战争的性质作了正确的定位,确立了政治上的合法性,阐发了“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也就是消灭割据、统一天下的合理性,以此劝说晋武帝排除一切干扰,毫不犹豫地将统一大业推向前进。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虽然在《三国演义》中,对于蜀汉和曹魏两方势力的刻画更加深刻一些,相比之下东吴就显得几乎没什么存在感,但是能让曹操都感慨的孙策孙权兄弟二人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东吴绝对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并且在曹、刘两方势力都不存在的时候,东吴也依然还在,虽然早已衰落,但也仍是最后一个灭亡的。那么,吴国灭国的时候,最后一位君主是谁呢?它又是怎么被灭掉的?

关键词:统一;战争;长江;晋武帝;吴军;方略;险阻;战略形势;分析;水战

公元263年,魏军雄师在钟会、邓艾等人的统率下,一举剪灭偏居西南一隅的蜀汉政权,从此打破了长达数十年的三国鼎立局面,全国开始复归统一。当然,也正是在魏灭蜀之后,曹氏集团已经无法完全把持政权,司马氏集团在经过多年发展之后,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越发强大。265年,眼看时机成熟,权臣司马炎一手导演了一场“禅让”闹剧,中断魏祚,自立为帝,这就是晋武帝。武帝即位之后,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

西晋建立的时候,三国中唯一留下来的东吴早已衰落了。吴国最后一个皇帝孙皓是孙权的孙子。他不但不懂得治国治军的策略,还专横残暴,惟我独尊。他曾经下令迁都武昌,可武昌物产不多,要从扬州那里运粮运物,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后来只好又迂回了建业。他贪图享乐,乱杀大臣,弄得军民、君臣关系十分紧张。这样,吴国被晋朝灭亡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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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炎上台之后不久,便将灭吴之事摆上议事日程。当时,东吴政权在孙皓的统治之下,已经日见腐朽。孙皓不仅不懂理政之术,还一直醉生梦死,只知贪图享受,所以只能最终将祖辈留下的基业败掉。孙皓的无能,无疑给了晋武帝加快统一步伐提供了更大的信心和决心。为了达成统一全国的目标,司马炎一直积极练兵备战,做好发起战争的准备,等待合适的时机出现。

晋武帝司马炎称帝后便着手准备灭掉吴国。晋泰始五年,晋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他操练士兵,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同时经常与晋武帝商量盘算灭吴的大计,羊祜为晋灭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所谓“战略”,其经典的释义,就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它显然具有三个最基本的特征:第一,它是指导性的,即引领、规范与主导军事行动的方向;第二,它是全局性的,即它具有系统性、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意义,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第三,它是一种方略、方针与策略,具有可操作性。战略同时也是一种选择,即在形势扑朔迷离的情况下,在面临着多种可能性都存在的局面之前,睿智地选择一种成本最小、效益最大、弊端最少,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最佳方略。具体地说,战略所要解决的是“做不做”“何时做”“何地做”“何人做”“怎么做”等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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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咸宁四年羊祜病逝,司马炎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以继续羊祜未竟的大业。279年,杜预和王濬上表晋武帝请求发兵征讨吴国,朝廷中张华等主战派也努力排除贾充、荀勖等人异议,奉劝晋武帝发兵,司马炎同意了请求,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主持伐吴大计,掌管漕运粮饷,同时,下诏伐吴。

  中国具有悠久的军事文化传统,战略思维与战略指导理论的成熟与高明在世界上也是罕有其匹的。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曾产生过诸如“汉中对”“隆中对”“平陈十策”“雪夜对”等脍炙人口的战略决策与指导思想的典范,它们是重要的战略历史文化资源,至今仍不无启迪意义,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借鉴。而在它们中间,西晋时期羊祜的《平吴疏》,作为国家统一战略的重要案例,乃以其独有的战略洞察力与决策可行性而拥有特殊的魅力,千百载后依然不乏认真总结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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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咸宁六年三月,晋龙骧将军王濬自武昌直取建业,吴军望旗而降,王濬兵甲满江,旌旗遮天,威势甚盛。三月十五日,率领八万士兵,百里船队进入石头城。吴帝孙皓向王濬投降。

  众所周知,赤壁之战后所形成的三国鼎立局面,经过数十年的战和更替,统一全国的形势已渐趋成熟。公元263年,魏在司马氏的操纵下,发兵一举攻灭了偏安于西南一隅的刘氏蜀汉政权。两年后,司马炎通过“禅让”方式,灭魏自立,建立西晋。这样,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局面已演进为晋、吴两大政权南北并峙的战略格局。

在羊祜、杜预等贤臣的辅佐下,司马炎经过近20年的苦心经营,令晋国的国力得到极大加强,使得晋对吴的战略优势进一步得到扩大。在经济上,晋国减免赋役,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增殖财富,使得经济实力有了稳步增强;在军事上,司马炎选拔将帅,建设水军,练兵习武,广屯军粮,使得军事力量有了显著扩增;在政治上,西晋统治者也注意废除苛法,争取民心,分化敌手,稳定内部,从而赢得了较大的主动。随着成功灭蜀,西晋据有长江上游,处于有利地势,更是如虎添翼,不可抗衡。可以说,经过长期的努力和经营,西晋已在战略上形成了对江东孙吴政权的全面优势。

由于晋武帝准备充分,时机恰当,战略正确,前后仅用了四个多月,便夺取了灭吴战争的全部胜利。从此,东吴的全部郡、州、县,正式并入晋国版图。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伊始,在稳定国内政局、解决北方鲜卑武力犯边的同时,也将灭亡东吴、统一全国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朝廷内部在何时和如何进行统一战争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重臣贾充、荀勖等人对晋武帝出兵伐吴的战略意图持明确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东吴水军强盛,且据有长江天险,如果出师攻伐,胜负实难预料,与其冒险用兵,不如稳妥守成,所以主张按兵不动,以静观形势变化。这些意见使得晋武帝患得患失,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一时难以做出最后的决断。正是在此背景下,一贯倡言伐吴的大臣羊祜于咸宁二年(276年)向晋武帝进《平吴疏》,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战略形势,论证了晋朝起兵攻灭东吴,统一全国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可能性,并具体策划了晋军战略进攻的基本步骤,以期让晋武帝排除各种干扰,果断地将灭吴的战略方针付诸实施,完成统一全国的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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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吴国灭亡。晋武帝灭掉东吴,统一全国,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100年左右的分裂局面。

  《平吴疏》的基本宗旨,是通过对晋、吴双方经济、政治、军事等条件进行全面考察,“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从而系统深入地论证晋统一全国的必然归宿。

相形之下,孙吴政权方面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每况愈下。这主要表现为:主昏臣贪,内乱无已,赋役繁重,刑罚滥酷,民不聊生,矛盾激化。在军事上,吴国君臣自恃拥有长江天险,对晋的战略意图不予任何重视,对陆抗等人的合理建议和善意警告置若罔闻,将恬兵嬉,守备松弛,给晋的进兵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灭吴之后为开创新的业绩,司马炎以洛阳为中心,在全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使百姓摆脱了战乱之苦,使国家走上了发展之路。

  其一,历经五千年沧桑,中华文明中诸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迁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始终如一,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越是增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很显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感。

据史书记载:“皓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史书还记载:“后宫数千,而采择无已。又激水入宫,宫人有不合意者,辄杀流之。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显然,孙皓荒淫无道的统治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些恶行,只能使得吴国上下离心,没有人再肯为孙皓尽心尽力,也即“盖积恶已极,不复堪命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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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祜深受中华文化中“大一统”理念的熏陶,因此将起兵灭吴,结束南北分裂混成一统,认定其为合于天意人心的正义之举,强调“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由人而成”(《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以下引文,出处均同),天下一统,“成无为之化”,乃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他强调指出,用兵打仗的根本宗旨在于“宁静宇宙,戢兵和众”。这样就从弘扬“大一统”理念的高度,为灭吴战争的性质作了正确的定位,确立了政治上的合法性,阐发了“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也就是消灭割据、统一天下的合理性,以此劝说晋武帝排除一切干扰,毫不犹豫地将统一大业推向前进。

即便是优势非常明显,但西晋内部对于发起灭吴战争仍然不能达成完全一致。贾充等重臣担心东吴的军力尚存,尤其是水军实力强大,以晋军的实力尚且难以确保战而胜之,因此一直反对出兵东吴。但是,尚书左仆射羊祜等人则是积极支持大兵南下,尽早发起灭吴战争。羊祜为此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情报工作,在关键时候为晋武帝出谋划策。

羊祜,字叔子,青州泰山人,出身名门士族之家,西晋著名战略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司马炎称帝时,羊祜因为有扶助之功,被封为中军将军,晋爵为郡公,食邑三千户。但羊祜害怕由此而引起权臣的妒忌,只接受侯爵,其他封赏则坚决推辞。在得知晋武帝下定平吴之志后,羊祜便积极帮助筹划准备,献计献策。正是他及时地向晋武帝进献了著名的《平吴疏》,从而帮助晋武帝更加坚定了灭吴的决心。

泰始五年,司马炎命令大将军卫瓘、司马伷分别坐镇临淄、下邳,同时又任命羊祜为荆州诸军都督,抵近东吴边境,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发兵南下,讨伐东吴。

当时,王濬是个在朝廷存有很多争议的人物。但是羊祜勇敢地站出来,竭力肯定王濬的军事才能,主张对其予以重用。当时吴国流传有一首童谣:“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羊祜听到这些之后,揣度说:“这可能是说依靠水军建功。”后来,羊祜发现王濬不仅才能可堪重任,而且他的小字又是“阿童”,正好印证了童谣之言,不禁内心窃喜。不久之后,羊祜上表晋武帝,请求封王濬为龙骧将军,命令他在巴蜀大量建造战船,训练水军,为伐吴做着积极准备。羊祜和王濬是灭吴的两大功臣,而王濬的受到重用,又是有赖羊祜之力,所以说到底,羊祜是灭吴的第一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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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祜抵达荆州前线,与东吴直接发生接触,大量收集情报,为伐吴做着积极准备。这些重要工作,成为日后晋军获胜的重要砝码。不仅如此,羊祜大量收买人心的行动,也为伐吴成功奠定了基础。

当时,西晋和东吴的边界线以荆州一线最长,所以羊祜所负责的地带是灭吴战争最为关键的地区。羊祜到荆州赴任之后,发现荆州的形势并不稳固,军粮也不是十分充足,于是花了很多精力开发土地,兴办农业。羊祜深知情报先行的重要性,在积蓄力量的同时,他派出大量SPY,悄悄潜伏到对岸,积极收集有关东吴的军政情报,为出兵东吴做好准备工作。每当与吴国发生纠纷之时,羊祜一向都对吴人坦诚相待。对那些前来投奔的吴人,羊祜一般都是让他们自己决定去留,这反倒很好地聚集了人气,收买了民心。从他们的口中,羊祜也获得了很多富有价值的情报。

平时,羊祜总是把军队分为两个部分,一半执行巡逻和守备任务,另一半则用来垦田,发展农业。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晋军的粮食储备非常充足,已经能够很好地保证后勤补给。这种屯田,在促进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也极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在看到羊祜这些出色的政绩之后,晋武帝授予他南中郎将一职,并将江夏地区的全部军队都交由他负责指挥。

泰始六年,吴国任命陆抗为荆州都督,与晋军直接形成对峙局面。陆抗同样是一位善于用兵的将领。在抵达荆州前线之后,他同样非常注意观察西晋的动向,陆续派出大量SPY,及时了解和打探羊祜及晋军的情况。不久之后,他上疏给吴主孙皓。在奏疏中,陆抗对荆州的形势表示出极大的忧虑,提醒孙皓不要盲目迷信长江天堑,而应该认真备战,以防不测。

羊祜很快也得知吴军更换主帅的消息。陆抗的到来,更引起他的警惕和不安。他一面加紧军事防务,一面向晋武帝密呈奏表,建议大力发展水军,做好发动水战的各种准备工作。司马炎听从了羊祜的建议,布置手下一一落实。羊祜还非常注意对东吴军民采取攻心战,大肆收买人心,让很多吴人心悦诚服。为了表示对羊祜的尊重,吴国的百姓不称呼他的名字,只称“羊公”。

对于羊祜的这些收买人心之举,陆抗心中非常清楚,曾告诫手下将士说:他们多行仁义之事,我们却专门做残暴之事,没有打仗就已经分出胜负了。所以,我们要专心守着边境才行。当然,陆抗也忍不住在私下称赞羊祜的德行和度量:即使是乐毅、诸葛孔明,也比不上他啊!一次,陆抗生病,羊祜得到消息之后,马上便派人把药品送过来。吴将害怕其中有诈,都劝陆抗不要服用,但陆抗认为羊祜不是这样的小人,立刻服下。显然,羊祜的这些怀柔政策,既招揽了民心,又安插了耳目,甚至令敌军将领产生动摇,为日后伐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当时,晋、吴之间既经常互通使者,也在暗中悄悄地往对方派遣SPY。羊祜对于这些使者一直都能优礼相待,并力争对其进行拉拢和收买,有一些SPY被成功策反。通过这些SPY之口,羊祜成功地挖出了那些深深潜伏在晋国的SPY,也对吴国的情况有了更充分的了解。

正是因为羊祜一直非常用心地收集吴国的情报,才能为他日后撰写《平吴疏》打下很好的基础。公元276年,羊祜上疏武帝请求伐吴,这就是著名的《平吴疏》。在奏疏中,羊祜积极建议晋武帝伐吴,在向晋武帝提供了一份有关吴国的战略情报的同时,也提出了极具针对性的进攻之法。在奏疏中,羊祜依靠自己多年来所收集的有关吴国的各种军政情报,对晋吴双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比较,并客观全面地比较了双方的优缺点,就此得出了西晋必然覆灭吴国的结论。

在《平吴疏》中,羊祜这样写道:“孙皓恣情任意,与下多忌,名臣重将不复自信,是以孙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可以看出,东吴已经形成了“将疑于朝,士困于野”的局面,如果遇到大兵压境,一定会立刻土崩瓦解。所以,羊祜力劝晋武帝早日定下决心,排除一切干扰,立即展开伐吴的统一战争。

羊祜的情报工作和战略分析,为西晋实现统一大业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依托扎实有效的情报工作所设计的作战方案,也在随后得到战争实践的证明。司马炎在平吴获得成功之后的庆功宴上仍然念念不忘羊祜,感叹道:“此乃羊太傅之功也!”

278年十一月,羊祜去世之后,晋武帝改任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接替羊祜,为即将开始的灭吴战争作最后的准备。羊祜在临终前,曾向晋武帝极力举荐杜预,认为他完全可以担此重任。杜预不仅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灭吴的态度上也能与羊祜保持一致,积极支持发起灭吴战争。

史书记载杜预不会武艺,甚至连骑马都不会。他给后人留下的一部著名的著作《春秋左传注》,从而让更多的读书人记住了他。虽说不会武艺,但杜预却极富军事才能,善于斗智。每有重大军事活动,武帝都要召他参与谋划。在灭吴战争中,他和羊祜一样,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吴人因此非常痛恨杜预,东吴人就给狗脖子戴个水瓢,看见长包的树,也写上“杜预颈”,以此来讥讽杜预的大脖子病。

杜预到达荆州之后,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同时派兵奇袭西陵,夺取这个战略要地。此后,益州水师顺流而下,驰骋荆州,与此有着直接关系。公元279年八月,杜预认为一切准备就绪,上书晋武帝请求发动战争。

咸宁五年八月,王濬上疏请求伐吴。奏疏中,王濬说:“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变难预。”晋武帝由此开始,更是下定决心即刻伐吴。这时,贾充等人仍然极力进行劝阻,得到的情报也显示孙皓即将派大军北上,于是大家商议先机做好防备措施,等到第二年再出师。杜预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接连上疏表示反对,希望武帝不要放弃灭吴大计,不能给敌人喘息之机。杜预说:“今此举十有八九利……明年之计或无所及。”当杜预送呈此表时,晋武帝正与张华下棋。张华也趁机进言,劝说马上发兵,晋武帝终于下定决心立即进兵。没想到贾充等人仍然力争不可用兵,晋武帝由此大怒,贾充等人只得免冠谢罪,不敢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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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平时所掌握的山川地理情报及吴军的军力情况,羊祜在《平吴疏》中主张多路进兵、水陆俱下,必须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同时对吴国发起进攻。在多路进军的同时,还要尽量使用旗鼓来迷惑敌军,用各种方法来造成吴军的错觉,使得其顾此失彼,无法自保。一旦等到吴军发生慌乱之时,就可以从益州和荆州方向发动总攻。针对吴国军队长于水战、短于陆战的特点,晋国水军如果取得胜利,就可迅速取得最终胜利。

一切都在晋国的掌控之中,一切都按照晋国的设想,按部就班往前走,吴国则只能静等覆灭的到来。

公元279年冬,晋武帝司马炎认为伐吴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就果断下令大举出兵,调动20万兵力渡江伐吴。晋军凭借自己在兵力上的优势,采取了先据上游、顺流而下、水陆并进、多路合击的作战指导方针。晋国20万精锐之师分为六路:一路由龙骧将军王濬统率,自巴、蜀顺流浩荡而下;一路由建威将军王戎率领,向武昌方向进兵;一路由平南将军胡奋指挥,兵锋直指夏口;一路由镇南大将军杜预统辖,自驻地襄阳进军江陵;一路由安东将军王浑带领,自和州出击,席卷江西之地;一路由琅邪王司马仙统领,自驻地下邳杀向涂中。此外,并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职,总领全军,居中调度。军事部署基本就绪之后,晋军即从东西各线发起全面的进攻。晋军上下呼应,东西齐出,水陆配合,多路并进,在长江上、中、下游同时展开行动。

由于杜预富有计谋,而且一贯心胸宽阔,遇事能够顾全大局,武帝将西线指挥权交由杜预负责。益州刺史王濬是位老将,但他也甘心听从杜预的指挥和调遣。在指挥灭吴的战争中,杜预对王濬器重的同时,也格外尊重,从不会利用自己的职务给其制造困难,任由王濬根据战争的发展需要,自行指挥水军的备战和进军。在杜预的鼓励下,王濬积极备战,精心准备,终于顺利拿下建邺,建立了旷世之功。

公元280年,王濬率领水陆大军自成都沿江而下,经过瞿塘峡、巫峡,再由秭归附近一路前进。在进入西陵峡时,晋军遇到了吴军设置的拦江铁锁和暗置江中的铁锥。由于此前羊祜曾经擒获了吴国的SPY,故而对吴国的这些江防设施部署都十分了解,所以王濬早就做好了应对措施。

为了破解吴国的这些江防设施,王濬制造了几十张巨大的竹筏,并连接成百步见方的超大竹筏,竹筏上则绑着一排排草人。这些草人都身着铠甲,手执棍棒。船队行进时,先让善于游泳的士兵推着竹筏行进在前面,当竹筏遇到水下的铁锥,铁锥就会自动扎在筏上而被拔掉。与此同时,王濬又制作了大量的火炬,长十余丈,并灌以麻油置于船首,遇到有拦阻的铁链就用火炬焚烧,铁链随即就被烧化,晋军舰船也因此而通行无阻,一路顺流直下。吴军本以为这些障碍物足以阻挡晋军前进,所以并没有派兵把守,这让晋军的推进变得异常顺利。王濬就此占领西陵、夷道等战略要地。

在王濬顺利推进之时,杜预已经组织军队攻打江陵。江陵城防坚固,易守难攻,所以杜预围而不攻,指挥军队向西进攻,夺占沿江城池。在偷袭江南的乐乡一战中,杜预派遣八百名精壮士卒趁着黑夜渡过长江。队伍在渡江之后,一面到处点火,虚张声势,一面分兵袭击要害地区。乐乡城里的吴军都督孙歆吓得坐卧不安,杜预则指挥将士乔装打扮,混在吴军的队伍中悄悄溜进乐乡城,活捉了吴军都督孙歆。

此后,杜预很快拿下江陵,占据荆州,并挥师东进,配合其他各路晋军的攻势。此后,杜预还分兵南下,趁势攻占交州、广州等地区,为整个灭吴一役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王濬、杜预的军事行动相呼应,胡奋则是率兵顺利夺取公安。至此,晋军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完全得到实施。

接下来,王濬、王戎、胡奋等各路兵马合兵一处,乘胜攻击,连克巴丘、夏口、武昌等重镇。杜预部南下攻占零陵、桂阳、衡阳等地,对吴军形成战略包围。东线晋军也在王浑等人的率领下,击败吴军精锐三万,斩杀吴国丞相张悌、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等,逼近长江北岸。一时间,晋兵席卷东南,杀吴将,败吴军,所向披靡。吴军被动应战,计无所出,处处设防,处处薄弱,节节抵抗,节节败退,土崩瓦解,大势尽去。晋武帝太康元年二月中旬,晋军乘胜渡过长江,分头聚歼各地残存的吴军。到了三月间,吴都建业(即秣陵,今江苏南京市)已完全成为一座孤城,吴国末代君主孙皓虽垂死挣扎、负隅顽抗,几次拼凑军队抵御晋军攻势,但吴军早已成惊弓之鸟,根本没有斗志,不是“望旗而降”,就是连夜逃亡,已经再无回天之力。晋军距离最后的胜利仅剩下一步之遥。

三月十五日,这一天对于吴君孙皓来说,乃是最惨最黑暗的日子。戎卒八万、方舟百里的晋军王濬所部,就在这一天浩浩荡荡攻入吴都建业。面对大军进逼,吴主孙皓派遣张象率舟师万人试图进行阻击。但此时的吴军早已军心涣散,没有了任何战斗力。孙皓无可奈何之下,被迫肉袒面缚,垂头丧气地前往王濬军门请降。(注释略;责编/谢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