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开始时代热河兵卫制度论略,东南平原墟落屯名的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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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围场黑山口水库附近发现了距今四五千年前的石锄、石斧、石锤等简单农具,证明当时围场这块蛮荒之地曾有远古文明存在。之后,又在蓝旗卡伦潘家店发现了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岩画。自那时以后,围场一直没有断过人烟,不过有时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地。

东北平原农村屯名的由来  


要:康熙、雍正时期逐渐形成热河行宫戍卫制度,乾隆时期进一步完善。热河地区的常驻军分为满、蒙、汉八旗和绿营兵四支力量。大致以满、蒙八旗为主力,集中驻扎在热河、喀拉河屯、桦榆沟和木兰围场,数量时有调整,而基本趋势是略有增加。汉八旗主要负责行宫日常守卫,位置虽然重要,但力量较为分散。绿营兵则担负承德周围地区的巡逻捕盗和后勤供应等任务。这样承德如同北京一样形成了一种犬牙交错的军队戍卫情况,既相互配合支援,又相互监控制约。当然,在皇帝出巡热河和“木兰秋犭尔”时,真正负责保卫皇帝安全的是他的扈从军。实施这种兵力配置与扈从制度,目的是为了保证皇帝狩猎活动的绝对安全,防止内外突发事件的发生。

围场在殷商时称鬼方,春秋时属燕国,秦汉时属渔阳郡和右北平郡,唐朝时属松漠都督府,五代时称平地松林或千里松林,属辽国皇帝狩猎之所。明朝时为边外弃地。山戎、东胡、乌桓、鲜卑、厍莫奚、契丹、鞑靼、蒙古、女真等古代少数民族象离离原上草一样,在围场这块地方春发秋枯,你来我往,生生不息。清康熙二十二年,清廷在围场设皇家猎场,建哨口、修边壕、定律例、任总管,派八旗兵驻守,成为皇家猎苑—-木兰围场。

文/张守权    

关键词:清代;热河;兵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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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自古以来是满族、蒙古族等以游牧、渔猎为主的少数民族的故乡,很少有汉族人在那里定居。直到清朝中期“闯关东”浪潮兴起之后,关内的汉族人才陆续来到东北。他们披荆斩棘,开疆拓土,历经几代人辛勤的劳作,东北也由原来的蛮荒之地变成了富足之乡。关内来的汉族人长期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相互影响,从而创造出独具东北特色的乡土文化。二百多年过去了,如今你来到东北农村,便会从各个村屯的地名中找到当年我们的祖先闯关东时的深刻印记。现举例如下:

一、“木兰秋狝”的军事意义

围场作为行政区是清朝末年设置的。光绪二年,清朝为以裕国库,以利民生,而开围垦荒,设粮捕同知,名曰围场粮捕厅,也称围场厅,其职能与现今开发区管委会相仿。光绪二十五年改为粮捕府,开围放垦晚期,迁移之民趋于定居,生齿日增,治安恶化,遂改为抚民厅,属直隶省口北道管辖,与张家口、多伦、独石口合称为北四厅。光绪三十二年,设开垦局,派热河道台何昭然为屯垦总办,负责围场放垦事宜,围场绝大部分地名由此产生。民国元年建立县治,属热河特别区,日伪时期属伪热河省,1956年国务院撤消热河省,围场划归河北省管辖。1989年建立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1.X家屯

承德旧名热河,位于古北口外东北约100公里,清代属直隶省管辖,距省治保定约390公里。东临盛京,北接围场,西连蒙古牧场,南与顺天府搭界,距北京城约210公里。自汉朝以降,先后有匈奴、鲜卑、乌桓、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元以后逐渐成为蒙古人的游牧场所,“明初设大宁、兴州诸卫,皆羁縻而已。”[1]明永乐年以后,复归蒙古,以为牧场。在相当长时期内,“诸部纷争,罕有宁宇,控御之道无闻焉”。[2]满族兴起后,与居住在热河地方的翁牛特、喀拉沁、土默特等蒙古诸部与满洲人结成联盟。自清康熙年间起,热河地位勃兴,从史志上一个藉藉无名的小村庄跃为畿辅重镇,考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康熙亲政以后,经常在热河北部的围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木兰秋犭尔”活动,使该地成为清王朝政治军事活动的临时中心;二是康熙晚年,在原有行宫的基础上兴建了承德避暑山庄,历经康、雍、乾三朝皇帝的不断扩建,发展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皇家园林。

从围场自开围放垦开始,固定居民大量增加,民族构成多元化,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历史背景的影响下,蒙古语、满语与北京、东北、山西等方言的相融合,经过14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多民族特点的地名体系。围场地名的另一特点就是通过直译、意译产生由蒙古语、满语、汉语混用的地名。如:新拨、孟奎、蓝旗卡伦、克勒沟、白云莫德、得勒戟等,这些都是形成围场地名的基础。目前,围场境内的乌拉岱河川、伊逊河川、伊玛吐河川、燕格柏河川、奇卜楚河川、舍利嘎河川等均是用蒙语满语命名的。围场现有各类标准地名4000多个,因时代变迁、民族习惯变化及行政体制调整,很多地名已经沉入历史长河,这是民族文化的流失,是非常可惜的。

   
 在东北平原,以某家姓氏为名的村屯俯拾即是。例如李家屯、王家屯、历家屯、郭家屯等等,不胜枚举。这些村屯在建屯之初往往是因某家姓氏居多或最初来此定居而得名,也有因某姓之家在本屯影响力最大而以其姓氏命名。

木兰围场在承德府北境外,距承德约109公里,在蒙古各部的环围之下,方圆650余公里,康熙年间成为皇家行围狩猎的场地。说到木兰围场的由来,还需简单回顾一下满族与蒙古族的关系。满洲贵族发迹于东北,入关以前就与当时的漠南蒙古诸部发生了广泛的政治经济联系,并在军事上结成同盟,将与其结盟的蒙古诸部编为蒙古八旗。入主中原以后,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与蒙古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了行政上的管理和控制。当时的蒙古分成三部分:漠西厄鲁特蒙古、漠北喀尔

1、从文化古迹地名看围场的历史底蕴

    2.XX马架

喀蒙古以及漠南蒙古。清朝与各部保持着姻亲关系,漠北和漠南蒙古与中央的关系比较稳定,漠西厄鲁特蒙古则不然。漠西蒙古地处西陲,地缘上远离清朝的统治中心,独立性较强。清顺治以后,其势力不断膨胀,尤以噶尔丹为甚,一心想摆脱清朝的控制。为达此目的,噶尔丹不惜与沙俄勾结,发动叛乱,不但威胁北疆的稳定,叛军甚至还一度兵临直隶。大兵压境,朝野震惊。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几乎是“倾国之力”,才平息了这场叛乱。噶尔丹的战祸使清朝的统治者意识到蒙疆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在南方平定三藩的过程中,曾经骁勇善战的八旗军被打得七零八落,要巩固藩篱,就不能没有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此时正值“藩部敬献牧场”,康熙皇帝便“肇开灵囿,岁岁秋犭尔”,开创了“木兰秋犭尔”制度。

围场境内古迹很多。围场境内自东北至西南有两条古长城遗址,一条是春秋战国的燕北长城,一条是秦始皇修筑的秦长城。这两段长城一般都是石基土墙体结构,有些地方则挖沟壕代之,每隔二三十里建有一座屯兵城堡或烽火台。

     
马架系东北农民为看青护田在田间地头以树枝及柴草搭建的临时挡风避雨的简易窝棚,因为它的主体由五根粗树枝搭建,造型类似马架而得名。这种简易的窝棚一般不大,里面也住不了几个人。然而,二百多年前,当我们的祖先携妻带子来到东北时,举目无亲,为了谋生,他们只好在田间地头搭建这种简易的“马架”居住。我们很容易想象,在这种马架里居住,夏日里不堪蚊虫侵扰,冬日里则要忍受寒风暴雪的考验,祖先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就在简易的蜗居中得以彰显。

康熙在围场地区举行声势浩大的“秋犭尔”,其意义有二:其一,为了防止在八旗兵中出现“狩猎之事废而不讲,满洲兵弁习于宴乐,骑射渐至生疏”等现象,要求八旗子弟习武木兰,“不忘家法”,重拾尚武之风。木兰围场地处塞外,与蒙古所居之地环境相似,八旗军在训练中不仅可以借此整肃军纪,凝聚军心,还能使军队适应大漠的气候和地形,万一战事骤起,避免仓促应战。其二,借狩猎之名,行震慑之实。即通过操练八旗军队张扬大清帝国军威,对心存芥蒂的蒙古王公造成心理上的震慑。另外,在行围时清帝邀请蒙古王公轮流陪同,通过对于扈从的蒙古王公进行封赏,用怀柔手法拉近蒙古与清帝的感情,起到柔藩的作用。着名史学家赵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每岁行,非特使旗兵肆武习劳,实以驾驭蒙古诸部,使之畏威怀德、弭首贴伏而不敢生心。”[3]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后序》中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乃祖乃父修建山庄的根本目的,“皇祖建此山庄,所以诘戎绥远”[2]。但是,到现在为止,关于康熙皇帝修建避暑山庄的目的和用意仍然存在一些误解,需要澄清。

清乾隆皇帝曾考证过这些长城,为此还写过一篇《古长城说》的文章刻碑记之,提出“秦之所筑,为扩边乎?为让地乎”的设问,得出了秦筑长城是可笑的结论。因年代久远,这些长城除在平原地段有淹没于地下的墙基,在丘陵山岗则形成隆脊,这些地段尚能找到遗迹外,大部分已经荡然无存。在围场东北部的秦长城遗址上,有一座叫岱尹城的战国古城遗址,古城长宽各约200米,墙基宽约11米,残存城墙已埋入地下2米,现在只能从地表上看出轮廓,解放战争时期城墙尚存,新拨区公所就设在古城内,后遭反革命武装袭击,革命干部牺牲,古城墙被毁。除此之外,在两条古长城遗址线上,发现岱尹梁顶、十五号、十八号、惠汉村、杨家湾、六家、五道川、棋盘山、龙头山、道坝子、半截塔、红砬子、砬子村、东城子等地都有古城及烽火台遗址,所以,就有了与长城有关的岱尹城、岱尹上、岱尹下、城子、土城子、城子村、东城子、西城子、边墙、边墙山、前看城沟、后看城沟等地名。

至今,东北平原还保有很多叫叫“三马架”、“五马架”、“六马架”的地名,顾名思义,在建屯之初这里有与数字相对应的“马架”。此外,东北还有一些以姓氏命名的“马架”,如“杜家马架”等。这样的地名见证了祖先那段从一穷二白开始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

有人说康熙皇帝修建山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暑,这就严重误解了清朝皇帝的根本用意。我们认为修建山庄的确具有避暑的作用,但决不是为了避暑才修建山庄。如果仅仅是为了避暑,即使再加上八旗兵需要合适的练兵场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也不足以使康熙皇帝每年花费大笔资金率领大批扈从军长途跋涉到承德避暑和木兰行围。因为,在北京周围完全可以找到消暑纳凉和练兵的理想场地,所以,清朝皇帝强调练兵也罢,宣扬避暑也好,都是幌子和烟幕,最真实的用意是为了加强对于蒙古地区的政治和军事控制。恩威并用,是历代封建王朝统治少数民族的惯用手法,“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清朝皇帝继承了历代王朝的这一策略,一方面对于少数民族割据势力和反清力量加以武力征服和镇压,另一方面则对愿意臣服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加以政治的物质的笼络。乾隆皇帝曾多次强调:“损益随时,宽猛相济”。个中秘密,由此可见。

围场境内有七千年前的岩画,元代白塔,清朝康、乾、嘉三帝留下了7通石碑,摩崖石刻,庙宫、晚晴及民国留下了兴华寺、天主教堂等文物古迹。所以,就有了画山、半截塔、碑亭子山、碑亭子村、碑亭子沟、碑东沟、碑西沟、碑梁沟、庙宫、大阁、石桌子、石香炉、牌楼、大庙、双庙、庙后、庙子沟、石庙子、天主教营子等地名。

     3.XX窝铺(窝棚)

有人根据一道谕旨,认为康熙皇帝反对修筑长城有两个原因:一是玄烨熟读经史子集,精于韬略,深谙“备多力分”用兵之道,不愿劳民伤财修筑长城;二是“玄烨深受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学说的影响,谂知国祚的绵长、皇权的巩固不是取决于长城是否高大坚固,而是决定于能否轻徭薄赋,-得道助。”[4]。这些分析是从谕旨中直接演绎出来的,自然有一定道理。但是,这只是公开说出来的理由。翻阅中国古代史书可以发现,凡是汉族人建立的政权都把修筑长城看成是非常重要的军事措施,凡是从塞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都没有修建活动。深层的思想文化原因是,长城以内汉民族修建长城的主要目的是想利用长城减少来自草原军队对农业社会的冲击和侵扰,而塞外少数民族在关内建立的政权却不能认同这种军事阻隔,因为他们的发祥地,他们的历史之根,他们的民族感情仍在长城以外。辽、金、元军事政权如此,大清政权亦如此。满洲人发祥于东北,龙兴于盛京,在其发展过程中,他们与归顺的蒙古人建立了同盟关系,满蒙八旗兵金戈铁马一同打天下,一同分享政治果实。且不说享受政治盛宴的军事贵族们,就是居住在长城内外的满蒙两个民族的士兵和老百姓都无法在心理上接受长城这道人为的障碍,他们不可能动用大量人力和物力来修筑长城。康熙皇帝反对修筑长城,主要是基于本民族利益的考虑,基于长城内外各民族已经隶属于一个统一政权事实的考虑。然而,现实利益是冲突的,北部边疆的民族、部族矛盾时常激化。康熙皇帝尽管公开反对修筑长城,但这并不等于他放弃了对北部边疆的政治形势的密切关注和军事上的高度警惕。

2、从蒙语满语地名看围场蒙族满族历史

     
经过若干年的辛苦劳作后,祖先们的生活水平渐渐得到稳定和提高,他们开始又在马架的基础上盖起了窝棚。所谓窝棚,一般都是以大约一米左右高的四方形土坯墙或土墙打底,然后再在此基础上用杆子支成马架型,作为房身及屋顶的骨架,最后苫以柴草用来遮风挡雨。较之马架,窝棚的优点是因为有地基而更加坚固,且抗风性能强,冬季其保暖性也较好。它的出现也是闯关东的祖先们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

自1677年康熙皇帝开始北巡,“木兰秋犭尔”此后逐渐成为定制,后代帝王效法遵守,于是热河成了清帝经常巡幸之所。热河多山多水,据《大清一统志》记载,热河境内座落着大小山峰150余座,夏季山川秀发,水木清华,是避炎驱暑的绝佳去处。为了方便北巡避暑,康熙在热河修建了许多行宫,其中以避暑山庄最负盛名。避暑山庄兴建于1703年,1708年初具规模,后来经过乾隆朝的不断扩建,成为清代北方最大的皇家园林。皇帝每次北巡,在夏初启程,秋末返京,逗留少则三月,多则半年。期间皇帝不但在此行围狩猎,处理朝政,还要接待蒙藏上层王公、活佛和外国使节。朝鲜学者柳得恭曾对避暑山庄地理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做过精辟的概述,“窃观热河形势,北压蒙古,右引回回,左通辽沈,南制天下,此康熙皇帝之苦心,而其曰避暑山庄者,特讳之也。”[5]到了乾隆时期,避暑山庄已经成为清朝夏季的政治中心。

设立木兰围场之前,围场是蒙古族的游牧地,蒙古人用蒙语为山川命了名。木兰秋狝时,随清帝打猎的蒙古王公贵族就把蒙语地名奏报给皇上,所以就流传下来。

如今在东北的平原地区,有很多以“窝棚”或“窝铺”为名的地名,例如“张家窝棚”、“袁家窝棚”、“老窝棚”等等。地名虽在,但印证当年祖先们开拓进取精神的那些简陋居处早已荡然无存。如今,我们只能通过田间地头孤独的瓜窝棚来感受到祖先们曾经那段不凡的生活经历。

随着热河政治、军事地位的逐渐提升,其地区安全保卫问题也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热河地处塞外,与漠南蒙古各部毗邻,康、雍、乾三朝虽然与蒙古各部长期通好,但这并不足以打消皇帝对草原的顾虑。1690年,噶尔丹叛军大举进犯,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坐镇热河的波罗河屯,指挥了决定胜负的乌兰布通战役。而乌兰布通距离北京仅350公里,离热河也不过150公里左右。由此可见,若北疆战端发生,热河将首先暴露在蒙古叛军的炮口之下,战火也将很快烧到北京。热河的防御既

木兰围场建围前是蒙古民族的聚居地。围名多是用蒙古语命名的,其含义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环境概况。现根据“七十二围名称汉译”及有关文献核实,除五个围名未确定其汉语意思外,其它地名的汉译及地理意义都已明确。我们可以看出:围名中反映的动物有老虎、狍子、鹿、野猪、黄狗、苍鹰等。反映的植物名称有芦苇、树林、树、杨树、柳树、椴树、灌木林、灌木丛等。反映地质地貌的更多,如丘陵、盆地、沙漠、山峰、岩峰、山头、大铁山、馒头山、峪、黑谷、白谷、山沟、宽沟、峡口、草甸、甸子、白草甸子、沙地、台地、岩石、石挺、河流、旱河、水泉等。

    4.X家油坊、X家粉坊、X家烧锅、X家炉、X木铺

关系到皇帝的北巡安危、行围制度的存续,还关系到北京的安全。

围场的蒙语地名主要有:塞罕坝,乌拉哈梁、岱尹梁、伊逊河、伊玛吐河、吐力根河、库尔奇勒河、乌拉岱河、舍里嘎河、萨仁淖。

   
 在旧社会,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因此,民间各种轻工业作坊甚是兴旺。仅东北一带,私家开的小型油坊、粉坊、酿酒的烧锅、铁匠炉、木匠铺比比皆是。建屯之初,一旦某家作坊在当地小有影响,久而久之,老百姓便约定俗成,以这家作坊作为本屯的地名。
 
 如今,散布在东北平原各地的这类地名较多,如“杨家油坊”、“胡家粉坊”、“彭家炉”、“杨家烧锅”、“徐木铺”等等。
 
 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小型作坊在今日的农村已不多见,那些简易的机器及工具也大都被弃之仓房的一隅,渐渐变为历史陈迹。只有这些闪光的地名还会让我们想象到祖先们曾有的多姿多彩的经济生活。

热河在避暑山庄建成以前部署的防御兵力较少,又是临时抽调,并未形成比较严格的保卫制度。随着避暑山庄的扩建,随着政治活动的级别不断提升,其防御规模也逐渐扩充,保卫制度逐渐严密起来,到乾隆时期趋于完善。热河兵卫可以分为常驻军和扈从军两个部分。

蒙语地名巴颜,连起来汉译为丰富的树木。故而有巴颜木敦河、巴颜木敦围场,后来演变为博立莫多,白云莫多、博立沟、白云莫得,现在汉语直译为丰富沟。同样,巴颜,演化为现在的白云皋,蒙语也是丰富沟的意思。白云皋,都是由此蒙语巴颜郭而来的。

     5.X家店、X药铺

二、热河行宫及其周围的常驻军

博其掌、哈里海土、吉布汰、湖泗汰、坡赉、金钱莫里、克勒奔汰、沙巴尔汰、咕噜板、卜克达板、沙里把、莫里莫、玛虎沟、温珠沟、布都沟、乌拉沟、梭罗沟、德罗吉、德勒戟、达布梁水、罕特木尔、哈亚、玛哈土、呼噜木苏、红要子、嘎拜、哈拉贝、哈撒、查正、托果奈、燕格柏、大素汰、杜夫汰、艾林河、乌兰哈达,僧吉图、乌梁苏、地咕噜沟、常扎布、长眨巴沟、母子沟、斯巴哈达、大嘟噜水、蒙古吐沟、艾苏拨、乌拉沟、哈吧气、红呼噜,等等,这些蒙语地名延用至今。

   
 在东北有一种传统民间旅舍叫“大车店”,它主要设置于交通要道和城关附近,为过往行贩提供简单食宿,费用低廉,因行贩常用的交通工具大车而得名。
 
 开始这些店大多都独立一处,随着客流的增多,又引来了其他的买卖,如小卖店、小酒馆、铁匠炉、木匠铺等,人越聚越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村落和集镇。现在东北以店命名的地方较多,如“郭家店”、“高家店”、“张家店”、“林家店”等,很多都袭用原来某家大车店的名字。
 
 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大车店逐渐消失。新出现服务于长途货运卡车司机的小型旅店,保留了原大车店依交通线路设置、旅舍简单、价格低廉的特点。
   东北还有一些以某家开的药铺命名的村屯,例如“刘药铺”等。

清军入关之后,将八旗兵分为两个部分,一半兵力驻扎在京师负责皇宫安全保卫,另一半分驻在全国各战略要地,被称为“驻防八旗”。“驻防八旗”约有10万人,大致分布在五条防线上,第一条从山海关,经密云,过绥远、张家口、宁夏到凉州的长城驻防线;第二条由山东德州,经河南开封,西至陕西西安的黄河防线;第三条从江宁,到荆州,再到成都的长江防线;第四条从杭州到福州,再到广州的沿海防线;第五条是从北京到杭州的运河防线[6]。清廷利用这五条防线及其战略据点控制了各地的行政中心和要塞。热河行宫处在长城防线上,分析其军事布防特点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3、从木兰围场地名看木兰秋狝的盛况

     6.XX城子、XX堡子

热河及其周围的常驻军有驻防热河和木兰围场的满、蒙八旗兵,有隶属于内务府负责行宫保卫的汉八旗兵,还有隶属于直隶提督负责巡逻治安的绿营兵。从层次上看,驻防、守卫的军队比较复杂,除江海水师之外几乎囊括了清代兵防的所有形式,但管理上满、蒙、汉将领各司其职,并行不悖,共同承担热河兵卫责任。现就以上几种形式略作具体说明。

木兰围场建立后,为了阻止百姓私自出入木兰围场,清朝借鉴在老家东北设柳条边为界的经验,在木兰围场四周的山口、隘口、平川等人畜容易出入的地方扎建了“柳条边”。
木兰围场最初由蒙古王公代管,并派100多名蒙古旗兵巡守。后来,在理藩院隶属下设木兰围场总管、都统等官职,按八旗兵制度分设八个营房,每个营房下辖五个卡伦,划区值守,驻守官兵也增加到1000多人。这些八旗营房、卡伦均用蒙语满语结合山川地貌命名,现大多都演化成村庄名称。

       
东北平原有许多以“城子”或“堡子”命名的屯名,例如“孟城子”、“小城子”、“向阳城子”、“陈家堡子”、“岳家堡子”等等。所谓“城子”或“堡子”,一般指旧时代聚屯而居的祖先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不为胡子抢掠,便自发在村周围夯土筑墙,将全屯围起来的一种防御设施。土墙一般是干打垒筑成,底部较厚,向上逐渐变薄,根据需要留有几个大门。村民自发组织防守,也有的村屯购置枪炮雇佣“炮手”协助防守。
 
 农村的“城子”或“堡子”恰如大城镇的城墙,是社会秩序不稳定、法制不健全、下层人生活及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障时代的产物。建国后,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曾经的“城子”或“堡子”早已被农人推到,很难再看到半点痕迹,代之以青青的禾稻,抑或高高的白杨。

驻防热河和木兰围场的满蒙八旗兵。清朝入关问鼎之初,由于是北向而来,京北的防线尚未成型,只是在独石口、山海关、喜峰口等重要关隘设有驻防,军官的级别低,人数几人到几十人不等,与畿辅南部的沧州、大名府、保定等地的重点驻防不可同日而语。1724年,热河才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驻防。当时,在热河设立驻防总管1员,副总管2员,佐领、骁骑校各八员,满洲、蒙古八旗领催马甲共800名。驻防八旗兵一分为三,分别驻防在热河、喀喇河屯。喀喇河屯和桦榆沟都在热河外围,避暑山庄建成以前,这两处就建有行宫。喀喇河屯,是蒙语译音,“喀喇”即黑色,“河屯”即城的意思。位于热河以西数十里,是滦河的一个渡口,伊逊河自北而南,也在此汇入滦河,北溯伊逊河可直达木兰围场,河谷宽广,地势开阔,是一处重要的水陆码头。避暑山庄建成之前,喀喇河屯行宫一直是康熙皇帝最乐于居住的行宫之一。1724年,设翼长一员,佐领四人,骁骑校四员,兵200名。桦榆沟位于热河西南,北距滦河仅数里之遥。事实上,桦榆沟并非是北巡的必经之地,北巡路线可由黄甲庄直接北上到喀喇河屯,而康熙皇帝对于桦榆沟的美景似乎情有独钟,每逢北巡一定绕远经过此处。汪灏在他的5随銮纪恩6中记载了桦榆沟的秀美景色,“巨岩遮路,澄潭碧水,半浸其根,苔藓浮动,轻莹秀彻,若盘中水石”[7]行宫南行约4公里处有一钓鱼台,“一二奇石悬空临水,真天然钓矶也”,“清流深苇,游鱼衔尾”[7]。另外,行宫临近滦河,溯河而上十余公里可达喀喇河屯行宫。1724年在此设翼长、佐领、骁骑校等9员,兵200名。

如:驻守木兰围场东北部的是满八旗的镶黄旗驻守,其营房设在奇卜楚高河川,故称为镶黄旗奇卜楚高营房,后简称营房。天津宝抵邱姓人家来此开货栈,取谐音“奇卜楚”称为“七宝邱”,当地人称七宝邱子。后来关内王氏所开的“德合公”商号生意兴盛,七宝邱就逐渐被德合公代替。建国后此地成立了三义永公社,三义永之名使用至今,再提及奇卜楚高、七宝邱之名,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7.XX营子

1738年,裁去热河总管、改设热河副都统1员,裁去副总管,改设协领1员,又增设协领4员。另外,在原有的基础上增设防御20员,佐领、骁骑校各4员,满洲八旗兵900名,蒙古兵300名,驻防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主要归因于乾隆努力效法康熙,例行“木兰秋犭尔”祖制。随着北方民族形势的发展,在热河举行的民族、宗教活动日益频繁。当时驻防的形势是:满洲镶黄、正黄、正白、镶白,正红、正蓝六旗驻防热河,蒙古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也驻防热河,由该四旗出任1员协领分驻桦榆沟。热河共设协领3员,佐领12员,防御12员,骁骑校12员,兵1400名。满洲镶红、镶蓝两旗驻防喀喇河屯,设协领1员,佐领4员,防御4员,骁骑校4员,兵400名。蒙古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驻防桦榆沟,设协领、佐领、防御和骁骑校7员,兵200名。满蒙旗兵如此布防既体现了统治者标榜的满蒙一家,又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防范的意识[8]。由于军事力量不均,官阶高低不同,主从地位也是非常清晰的。

因为驻军而得名的也很多,如营房、上营房、下营房、黄旗营、蓝旗营、蓝旗卡伦、卡伦后沟、卡伦、小卡伦、新拨、旧拨、柳拨、小拨、拨上、大蒙古拨、小蒙古拨、西拨沟、上部队、局子、大局子都是如此。

     
东北平原有很多叫“营子”的村镇,如“南营子”、“炮手营子”、“八里营子”、“营城子”等。这些村镇的得名大抵源于最早此地曾有军队驻扎。驻军中多数是蒙古军队和满清晚期的军队,驻军之时往往就是这些村镇形成的时间。军队驻扎的地方叫“营房”或“营地”,民间习惯称之为“营子”。军队调走后,这里留下了大片平整好的地面以及初步成型的道路,便于人们的生活,所以,老百姓就相继迁居于此,逐渐形成了一个村镇。

《畿辅通志》曾形容木兰围场地区是“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0。木兰围场地处蒙古各部的环围之下,“近在都畿,易于据守”。是中原以外的一道坚固的屏障,而且还有比较发达的交通线,康熙时期的木兰围场“大路平衍,为蒙古科尔沁、巴林、乌珠穆沁、翁牛特诸部入贡之孔道”[9],是连接中原和蒙古的纽带,自设立围场以后,更成了清朝统治者频繁活动的政治场所。围场建立之初,康熙在此设立总管一职,驻扎唐三营,隶兵部管辖。下设防御8员,领催马甲101名。乾隆年间,曾对围场先后两次增兵,数量达659名,800名,并增设翼长2员,骁骑校8员。嘉庆时期,驻防八旗人数又有增加,达到1000名。驻防规模不容小觑,驻防形式与热河稍有不同,“木兰之地,周遭树栅为界,设营房八,卡伦四十,各以旗兵守之。”[9]热河驻防八旗兵人数代有变迁,乾隆初期为2000名,由副都统率领。后来陆续增兵达到8700人,驻防八旗最高官职副都统在嘉庆时期也改为都统[10]。尽管副都统如同将军、都统一样,职责都是“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而由副都统改为都统,还是反映了清廷对于热河政治地位的看重。

八旗兵常驻地叫营房,是八旗兵丁家属的住所和管理兵丁事务的地方。营房设在木兰围场的周围。营房初为通名,每一营房还有其所在地的蒙语或满语名称。这些名称在《热河志》和《承德府志》中均有记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蒙古族满族的逐渐汉化,营房遂冠以旗名称作为专用名,如XX旗营房。而加在营房名称之前的蒙语或满语专名在生活中逐渐掏汰,只能从文献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营房后来即演化为居民点的名称。八个营房中有五个名称仍为营房。为便于区别,今天往往冠以XX乡营房。有两个保留原专名的营房,为黄旗营房和红旗营房,另一个营房现名石片村。有三个在今围场县境内,三个在隆化县境内,两个在内蒙多伦县境内。因历史上木兰围场的面积比现在要大,其周围邻县出现营房、卡伦与拨的地名,都是同一原因,当时都属木兰围场范围。营房既然设在围场周围,按其位置可以大体复原清朝设围时的范围。当时的木兰围场范围比现在大,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比清朝的木兰围场面积小多了。有人在现围场境内考察72围,不过是刻舟求剑而已。

     8.满语、蒙语地名

隶属于内务府的汉三旗。除避暑山庄外,热河境内还有大小行宫十几座,以备巡游途中使用。每座行宫之间的距离适当,一般不会超过一天的路程,大多数行宫比较简朴,“台殿浑朴,不事丹青,特存茅茨土阶之风”,所以平常并不需要严加把守,只是一些日常维护,守卫人数视行宫的大小而定,有些很小的行宫由于不经常使用,无需守卫。担任行宫保卫工作的是隶属于内务府的汉三旗官兵。乾隆时期设总管2员,苑副3员,负责管理各个行宫事宜。具体到每个行宫来说,热河行宫设守卫千总11员,副千总22员;喀喇河屯行宫守卫千总、副千总各1员;王家营行宫守卫副千总1员;长山峪行宫,设千总、副千总各1员;两间房行宫,设千总、副千总各1员;古北口行宫,设千总、副千总各1员。从热河至木兰围场一线:钓鱼台行宫,设副千总1员;黄土坎行宫,设副千总1员;中关行宫,设千总、副千总各1员;什巴尔台行宫,设副千总1员;波罗河屯行宫,设千总、副千总各1员;张三营行宫,设千总、副千总各1员。以上行宫皆是康熙年间修建。乾隆时期,为了方便巡游蒙古各部,又开辟了自波罗河屯向西至木兰围场的路线,新建两座行宫:济尔哈朗图行宫,设千总、副千总各1员;阿穆呼朗图行宫,设千总、副千总各1员。视行宫大小,守卫的兵额在6人到98人之间[2]。另外,避暑山庄外的几处寺庙,如溥仁寺、普宁寺、普乐寺、安远庙、普陀宗乘庙、殊像寺、广安寺、罗汉堂共八处也设兵守卫,计有千总5员,副千总6员,把总4员。行宫与各寺院保护兵员雍正时期为1600人,乾隆陆续增加到近2000人③。

卡伦即哨所,大都设在主要路口,驻守兵丁把守,不准百姓进围。又在接近卡伦,深入围内不远的地方设有“拨”,作为八旗兵的临时驻地。根据《承德府志》记载,40个卡伦的名字基本上均为蒙语或满语,只有姜家营、东燕子窝、西燕子窝三个卡伦是汉语名称。蓝旗卡伦就是正蓝旗所辖的一个哨所。驻兵按时轮换,每个兵丁每年到拨和卡伦值班时间为四个月,其余时间在家耕牧。人数多的哨所叫卡伦,人数少的哨所叫小卡伦,或叫拨子。但随着兵丁家口的不断增加,势必要新垦荒地,旧拨因人多地狭,住不下了,另辟住处就开设了新拨。或一拨兵丁在某地驻守一段时间后,又移营新驻地,也出现了新拨,新拨乡的地名就是由此得来的。

   
 东北自古以来是满族人的故乡,他们世代在白山黑水间过着渔猎的生活。而自从蒙古于公元13世纪兴起以来,这里也成为他们游牧的胜地。至今我们仍可从东北的一些地名上感受他们曾经的那段活动经历。
 
 东北各地的满语、蒙语地名的形成,起于何年代,大都已无从可考。但就其形成的根源,则多为猎人及牧人所起。由于文化水平低,他们对各种自然地理实体或某一地域,多根据其地形、地物或命名者的直观感受,以及他们在该地第一次接触时的景象和所发生的事等称呼之。长此以往,约定成俗而为地名。现举例如下:
 
 卡伦(满语意为哨卡)、米沙子(满语意为沼泽地)、饮马河(满语伊尔门河演化而来,意为“阎王”,因其河道狭小,雨季经常泛滥成灾,故名)、布海(通火车后建站,蒙语名为“乌海站”,后来转音“布海”,汉语意思不明)、哈拉海(位于农安县境内,系一位蒙古族人名,以人名称地名。另有一说,“哈拉海”也叫“哈哩海”,指荨麻类植物)、虎市(火车站名。位于德惠市境内,蒙语意为“芦苇草”)。

河屯协的绿营兵。河屯协隶属于古北口的直隶提督,因驻扎在热河以南20公里的河屯而得名。此处在明朝政府属兴州卫。康熙年间建行宫,1714年设守备、千总。1731年增设参将。1738年升为副将,隶属于驻古北口的直隶提督管辖。下辖左营、右营、八沟营和唐三营,共有弁兵1240名。河屯协左营弁兵407名,分防喀喇河屯汛、马圈子汛、三道梁汛、中关汛、下坂城汛、新村子汛、六沟汛、二沟汛和茅沟汛等9汛。河屯协右营弁兵329名,分防土城子汛、虎什哈汛、森吉图汛、林家营汛、郭家屯汛、上黄旗汛、大阁汛和邓家栅子汛等8汛。八沟营弁兵341名,分防龙须门汛、雅图沟汛、中六沟汛、二沟汛、茅沟汛、七沟汛、暖泉汛和博罗树汛等8汛。唐三营弁兵163名,分防黄姑屯汛、喇嘛洞汛、大店子汛、白虎沟汛和红旗拨汛等5汛。河屯协自副将以下官兵“并听热河驻防大臣调遣”。按照规定:千总、把总、外委每月与邻汛会哨一次,都司、守备每季会哨一次,副将每年冬季巡查一次。

因军队驻扎的关系,围场地名中“营”字出现的频率很高。据统计,围场带“营”字的自然村子有251个,占全部自然村村名的6.3%。例如小营、营房等。如今许多当地人还喜欢把村子称为“营子”,把村里称作“营子里”,村外称作“营子外”。这个“营”,就是从军营、兵营来的。根据二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不完全统计,仅今围场县境内就计有卡伦地名13处,与拨有关的地名13处。

     9.以自然地理特征及动植物命名的村屯        
 这类地名的起源一般是在建屯之初,人们常以居住地附近较为熟悉的地理特征、常见的动植物称呼自己的村屯,久而久之,约定俗成便成了地名。

此外,在热河及其周围的绿营兵尚有隶属于承德府、平泉州、建昌县、赤峰县、朝阳县等府州县所辖的150名捕盗官兵,几经变迁之后,始“专听热河道府等差遣侦捕”[2]。

两个人驻守的地方叫二人班,关押私闯围场之犯民的地方叫局子,或班房。现今围场当地人形容一帮人、一伙人时,往往还称为“一拨人”。有些老人还把公安局、派出所、监狱称为局子。如:某人被公安局拘留或蹲监狱了,就说进局子了,蹲班房了。

这种地名所在皆是,如“前山”、“二道沟”、“潘家岭”、“达家沟”、“岔路口”、“杨树”、“五棵树”、“黄鱼圈”等。

三、“木兰秋犭尔”的扈从军

随着驻守木兰围场的官兵的逐步增加,朝廷从保护围场,优待驻守八旗兵丁的目的出发,妥善安置驻守官兵的生活,按律每名兵丁给地一顷二十亩牛3头、羊30只,自己耕牧,永作养赡,勿庸升课,以便使守军安居乐业,忠于职守。这些兵丁及其家属就成为围场最早的居民,有些地名则由此产生。到光绪年间,每旗兵丁达128名、总数超千人,如仍按每兵120亩计之,占地超过120.000亩。因此营房、卡伦和拨子地名,成为最初开发围场的代名词。

       10.以人名命名的村屯

除了上述热河地区的常驻军之外,主要负责保卫皇帝安全的是他亲自率领的扈从军。清代皇帝扈从制度根据皇帝活动的位置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在紫禁城内,二是在京城内,三是在京城以外。皇家仪礼十分隆重,凡是皇帝到京师以外巡幸,按照有关规定,由上三旗豹尾班侍卫60人分为三班轮流跟随,白天行进以20人为前导,20人左右翊卫,20人后护。这些侍卫通常由领侍卫内大臣1员,侍卫班领2员统领。在他们的后边是侍卫内大臣统领的扈从军,以黄龙大纛为标志。皇帝驻跸御营以内大臣1员,散秩大臣2员值班,御前大臣、侍卫以及乾清门侍卫分别驻扎在御营两厢住宿,御营以侍卫班4员,内班侍卫40人防守四角,外边又有侍卫长带领的30人环拱宿卫。

1695年,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部噶尔丹,清朝大军在围场县北部扎建十二座,后人就把这个地方称为十二座连营,后来简化为连营;清军将领在距此东南30里的一个石山上检阅部队,这个石台则被称为亮兵台。康熙皇帝在围场行围打猎时,专门为其修筑的道路叫御道,这个御道从一个河口处开始,就叫御道口,修筑的小路则叫小御道。康熙皇帝在一处石砬山上追赶一只虎,御马马失蹄栽下,这个石砬山就叫栽马砬子。康熙皇帝打猎来到一个半山腰后,因山坡太陡,不得不徒步而行,这个地方就叫半山徒,后演变为半山吐。康熙皇帝陪太后经过的山梁就叫太后梁,乾隆皇帝陪太后经过的一个沟口则叫佛爷道沟门。康熙皇帝打猎时在一条沟脱过袜子,这条沟就叫袜子沟。康熙皇帝在一条沟晾过毯子,这条沟就叫毯梁沟。熙皇帝在一座山上用石头压住怕被凤刮跑的腰带,这座山就叫压带山。

   
 这类村屯一般以建屯之初本屯的知名人士或最初来此定居的人或在本屯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命名,一般不多,但屯名隐含了对这些人的尊重。例如赵万一屯、王喜广等等。

侍卫亲军之外,又有扈从军。康熙初年规定,凡是皇帝驻跸的地方,都要预先派护军营统领前往查看布置,“每驻跸之地,由向导总统等先期指示地盘,护军统领、营总各一人率护军参领、护军校、护军豫往,同武备院卿司幄及工部官设帐殿、御幄缭以黄髹木城。”御营之外设立网城,网城设南、东、西三旌门,分别由护军统领率上三旗八旗官兵守卫。南旌门归正白旗,东旌门归镶黄旗,西旌门归正黄旗。距离网城百步之外,扈从八旗兵分为左右翼各设帐房,东面四旗为左翼,西面四旗为右翼。雍正时期,为了确保黄幔城的绝对安全,将网城改为圆形,在行营周围设立连帐,三旌门依旧设立。网城之外再设连帐一重,也是圆形,共设四门,每门分别由两旗把守。距离御营60丈外,扈从八旗各设帐房5座,住宿其他扈从官兵。扈从皇帝出巡主要有前锋营和虎枪营等,前锋营又称“折冲禁军0,一般在御营之前一里左右安设卡伦巡警宿卫。每次皇帝在热河行围狩猎,通常带领虎枪营随行,士兵均从上三旗选拔,由于狩猎活动靠近皇帝,兵选条件相当严格。主要负责寻山追踪,每日以10人携虎枪于前导侍卫之前,杀虎擒兽[10]。大致说来,每次皇帝在热河的狩猎活动扈从兵力均不下万人,浩浩荡荡,虽说是常规狩猎活动,实际等于军事示威。

4、从山川河流植物动物地名看围场的自然环境

     11.以历史遗迹命名的村屯

热河距京城仅有210公里,两地又是皇帝活动的重要场所,应付突发事件,要有足够强大的兵力,才能保证皇帝的安全,这样京北路的军事意义就格外突出。自古以来,北方的战乱一直很频繁,京北地区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挺进中原,都是以京北为切入口,其中尤以古北口为重中之重。古北口位于密云县东北,距离热河仅75公里,是热河北京一线上的咽喉之地。古北口地势险绝,高士奇的5塞北小钞6记载:“古北口两崖壁立,中通一车,下有深涧,巨石磊,凡四十五里为险绝之道。”[11]汪灏在他的5随銮纪恩6也写到:“关筑于两山合抱处,重门深邃,潮河急湍,横锁关前。出口后,层崖夹峙,一线中穿,河声汹汹,雷轰电激,十余里山势全合,跨山过岭如下峻坂。”[7]在地势上可以说是易守难攻。自唐朝开始,古北口就是军事重镇,尤其是元朝以后,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古北口是从北部进军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谁控制了古北口,北京便成为囊中之物。

根据山川地形地貌命名的地名较多,从这些地名可以看出历史上围场的自然环境非常之好。如锥子山、棋盘山、桃山、龙头山、半壁山、岗子、黑山口、山咀、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四道川、五道川、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四道沟、光沟、牛肚子沟、砬子沟、红砬子、孤山子、山湾子、黄土梁子、台子、望道石、北山根。

     
东北的村屯以历史遗迹命名的不是很多,而且有的还很难从地名中得知它与某段历史有什么关联。例如农安的万金塔,其地名源于此地有辽代塔基,民间称之为“半截塔”,后演化为“万金塔”。再如,一些地名与清初于东北所修为维护“祖宗肇迹兴亡”的“柳条边”有关。清时设164个边台,用来看守及对边墙的维护。每个边台设千总3-4人,下辖台丁150至200名。久而久之,边台附近发展为村屯。后来,一些靠近边台的地方便以边台命名,如“五台”、“六台”、“九台”等。

历史的前车之鉴使清朝甫一入关,就对古北口等燕山一脉的关隘的驻防非常重视,从顺治初年开始,古北口驻兵就不断调整,到乾隆初期,设防守尉统带马甲兵200名驻扎,隶属于独石口副都统所管辖。1769年,改属热河副都统所辖。1780年,鉴于京北八旗驻防日趋重要,而京北驻防最初由察哈尔、热河、山海关三个副都统分别管辖,区划相当混乱,军队无法快速调度,所以在京北设立密云副都统,统一京北防务。古北口并入密云副都统的管辖之内。密云副都统驻防密云县,下设协领4员,佐领12员,防御16员,领催80名,前锋120名,委前锋100名,马甲1480名,步兵100名,养育兵220名。下辖密云、昌平、顺义、古北口、三河、玉田六处驻防。合计兵力2600人。密云驻防的级别虽然不是最高,但上无将军、都统兼辖,副都统自然可以独挡一面,可以直接面君奏事[12]。

按方位命名的村子在已有的村子之北建村的叫北营子,之南的叫南营子,依此类推就有了前营子、后营子、上营子、下营、当间营子、上卡拉、下卡拉、前怀等。在朝阳的地方叫朝阳地,在朝阳的河湾叫朝阳湾,在第二个山湾处的村子则叫二拐,第三个山湾处的村子则叫三拐,在山岗上就叫岗子,在比较险要的山梁则叫阎王鼻子、黑风口。

    12.以商号命名的村屯

由于皇帝岁岁率领大队人马前往木兰秋,在北京、热河与木兰围场之间将近有500公里路程,随时随地驻跸消费,自然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绿营兵因此被大量部署京北地区。古北口初设总兵,1723年提升为直隶提督,常驻古北口。直隶提督主要是负责以古北口为中心的京北一带的防务和后勤供应,提督下辖本标中、左、右、前四营官兵,并兼辖河屯、三屯、三永三协,八沟、古北口城守三营。中营设中军参将1员,驻古北口,兼辖古北口城守营。下有中军守备1员,千总2员,把总4员,外委6员,额外外委8员,兵829名。左营、右营游击各1员,中军守备各1员,千总各2员,把总各4员,外委各6员,额外外委各7员,兵各810名。左、右营共同驻

根据水源河流命名的地名有清泉、水泉沟、大水泉、老水泉、新水泉、白水、臭水、大臭水沟、热水汤、石泉河、头道河子、二道河子、横河子、闪电河、三眼井、大河口、干沟、河东、龙潭沟、萨仁淖泡子、火泡子、长腿泡子、双泡子。

     
这类村屯一般在旧社会有在当地小有影响的商家,如“公盛号”、“悦来号”“万春号”等等。这类地名也成为当地商品经济发展情况的一个历史见证。

扎潮河城。潮河城位于密云东北,距离县治约100公里。前营设游击1员,中军守备1员,千总1员,把总3员,兵460名,前营官兵驻扎在位于密云东北

根据树木植物命名的有红松洼、杨树沟、柳条沟、桦树林、桦木沟、六棵桦、梨树甸、榆树林、松树圈、大杨树林、大杨树营子、六十棵杨树、羊草沟、松树沟门、苇子沟门、哈拉海沟(蝎子草,一种野生植物,茎叶带有针刺,被其扎到了似蜜蜂蛰一样疼,鲜嫩时可食用)。例如柳塘子、柳条沟反映的是柳树灌木丛生的环境,应该位于河谷或沟谷中,并达到一定的海拔高度之上,在木兰围场全境位于1200米高度以上。杨树沟门,即沟谷中的杨树林与坡角的山杨林,海拔在1600米左右。红松洼,指落叶松,海拔在1800米左右。扦松沟则是指之杉树林。

30公里的石匣城,前营游击还兼辖密云城守、顺义、石塘路三营。

根据动物命名的村子。如:拉拉古营子、蚂蚁沟、老虎沟、锁虎沟、大扫虎沟、小扫虎沟、锁龙沟、狍子沟、骡子沟。

在皇帝北巡围猎时期,除了北京、古北口、热河和木兰围场沿途大量驻军保卫之外,在距离热河较近的地区也驻守着可以随时机动作战的八旗兵。例如,绥远将军率领八旗兵3400人,兼辖右卫。张家口都统率领19000人,兼辖察哈尔牧地。山海关副都统带领1500人,兼管冷口、永平、喜峰口等处要塞。这些外围军事力量随时都可以集结起来,用于塞外作战,从而进一步确保了热河行宫和皇帝出巡的安全。

5、从开围放垦留下的地名看围场的开发

以上是皇帝在热河地区消暑、狩猎时期的兵卫部署概况。具体到每一次来说都会有所不同,而兵力配置结构和扈从制度变化不大。总的来说,清代皇帝的热河狩猎之行,兵力配置如同京师及其周围一样呈犬牙交错状态,不仅考虑了如何防备草原上突然出现的外部叛军的攻击,而且非常留意热河周围蒙古八旗兵以及当地绿营兵的动态,就连皇帝的扈从军八旗兵内部也是互相牵制,互相监视,戒备非常。北京毕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清朝皇帝为了在夏天在热河期间继续保持对北京的严密控制,分别在北京与热河之间的要塞及其附近驻以重兵,在京北地区驻以绿营等重兵,既是为了保证热河行宫的后勤供应和公文传递畅通,也是为了随时集结出援热河周围的驻军。古北口作为联结热河行宫和北京的战略要塞,清廷为了防范绿营兵对它的控制,又在此处部署少量八旗兵,主要是为了监控绿营兵的行动。清朝实施这种兵力配置与扈从制度,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证皇帝狩猎活动的绝对安全,防止内外事变的突然发生。据意大利天主教宫廷画师马国贤记载,18世纪前期清朝皇帝每次“木兰秋犭尔”活动带领的人马少则五六千人,多则数万人[13]。1793年,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庆寿,据随同英国马戛尔尼使节团的一个军事随员的观察,“参加的有八万军队,一万二千官员”。目睹这样的军事威仪,蒙古王公“敬奉皇帝如神明”[14]。“木兰秋犭尔”、热河消暑庆寿的政治军事含义以及效果由此显现出来,自然修建热河行宫的历史意义也就产生了。

当然,围场在开围放垦之前,甚至建围之前也有少量居民。如:元朝至正年间所建的白塔村,1646年山东裴氏到张家湾乡开荒种地,故名裴家窝铺;1662年猎人王氏到毛大坝乡东山打猎,故名东窝铺;有四个姓王猎手的村子叫“王四炮”。1681年长白山安民到围场西南部的一个涝洼地开荒种地,后来繁衍成村,即下伙房的沙巴尔汰村。1681年为了方便康熙皇帝进入围场视察,专门在小滦河大河口修筑一条道路,故名御道口;同年在南山嘴为皇室专门开荒种地,故名官地。此后,随着木兰围场的勘察建立,因蒙古牧民及满族旗兵驻守所形成村庄也渐渐增多,后来一些前期驻进的八旗兵也开始分营,如康熙年间形成的旧拨、新拨;乾隆八年,满州正白旗营房设在围场东南部的舍利嘎河中游一带,叫正白旗纳林锡尔哈营房,今营房村;随着驻防军民日渐增多,到嘉庆二年人多地少的矛盾非常突出,故此吴家从营房村迁出,到新的地方垦荒定居,故名新地。

热河在清朝初期不是军队戍卫的重点,防务上主要依靠在该地区的蒙古八旗,到北巡制度确定之后,才有了专门官员管理行宫事务,但级别不高,数量也有限。雍正时期形成热河行宫戍卫制度,乾隆时期进一步完善热河地区的常驻军分为满、蒙、汉八旗和绿营兵四支力量。大致以满、蒙八旗为主力,集中驻扎在热河、喀拉河屯、桦榆沟和围场,数量虽时常调整,而基本趋势是略有增加。汉八旗主要负责行宫日常守卫,位置虽然重要,而力量较为分散。绿营兵则承担承德周围地区的巡逻捕盗和后勤供应等职责。这样承德如同北京一样形成了一种犬牙交错的军队戍卫情况,既相互配合支援,又相互监控制约。当然,在皇帝避暑承德和“木兰秋狝”时,真正负责保卫皇帝安全的是他的扈从军。

从光绪二十九年是围场地名增加最快的时期。承德府台锡良提出围场开围放垦在平宽大川处,每十顷编为一号,山沟狭窄处随地段多寡,每段另编一号的方法逐步实行。到何昭然道台上任,基本上按每五顷四为一号,因此在围场地名中出现了一些较为奇特的现象。如:以沟的自然形状命名,如头道沟、然后按顺序有二道沟、三道沟、四道沟等,每一条沟从沟头开始为XX沟沟门,XX沟内,或者为头号、二号、三号……以字头为名,然后编号。如大罗字沟、小罗字沟、代字号、对号、廷号、汉号、三义号、叉字号、隆字号、棋字号,顺序编号按字又按自然地形,这样有的号数就可以排得很长,后来成为聚落的名称,如八十三号。有的成为乡镇驻地,如哈里哈乡驻地为六十二号。

综观热河地区驻军情况,基本适应了形势需要。由于驻军人数适中,既保证了避暑山庄的日常安全,又未给中央和地方带来过重的负担;既体现了清廷的威仪,又未对当地民族造成心理上的压力。热河的军队布防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木兰围场开围放垦主要集中在光绪三十二年,承办人是热河道台何昭然,他根据木兰围场前期勘丈图,按照山川流域图详细丈量挂地,卖给山东、河南、直隶、山西等省前来买地的汉人,为了方便当事人记忆,何昭然把地名较长且意思难懂的蒙满语地名,加以简化。如:金钱莫里沟简化为金字、吉布汰沟简化为吉字、多本沟简化为多字、哈拉海沟简化为哈字、哈里雅尔沟简化为哈字、簸箕掌沟简化为掌字、老虎沟简化为虎字、坡赉沟简化为坡字、雷劈砬子川简化为雷字等等。现在这些“字”都成了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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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实录》卷二三,卷五五五,卷一一三七,卷一一四一,卷一一四九,卷一一五八,卷一一六〇,卷一一六四,卷一一七九,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年影印本。

每条沟口算起,每五顷四编为一个号,依此类推,排为一号、二号、三号、四号等,如大唤起川排到八十多号,哈里哈川排到八十三号。号与号之间留出公地以备排水修路之用,每号设桩取名登记,挂单供人选购。每号可由一户或多户购买,也可以一户买多个号,所以就有了五家、六家、上八家、下八家、八大户、十家、十六分地、六十亩地等地名。每隔几个号段再留出官地、兵租地、房身地等,以备建村建庙盖房之用,所以,又有了官地、东官地、西官地、兵租地、和尚地、房身地等地名。

‚“上谕大学士等曰:-蔡元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

如果一条大沟,则取名为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等,或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四道沟等,每条小的沟口再重新按号排起。当然,何道台也有疏忽的时候,在丈量五道川的惠汉川时,十七号与十八号之间多出五百四十亩地没有编号,何道台就把十七号一分为二,分别叫上十七号、下十七号,后来又发现还有一块地没编号,何道台干脆起名叫“空号”,这些也成为地名了。

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口、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谕九卿等知之。”(《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三年五月丙午)

围场待开发的土地实在太多了,所编的“号”很容易混淆,于是,何道台就在“号”之后加“地”,变成五号地、六号地;重新丈量时,新发现的地块就叫“新开地”;在村子后面的就叫后地,第二块地叫“二地”;地势比较低的就叫“洼地”或“小洼”,向阳的地块就叫“朝阳地”;地块中有三棵树的就叫“三棵树”;有六十棵树的地方就叫“六十棵”;地块边有烧锅的就叫“烧锅地”;地块边开当铺的就叫“当铺地”;只有八十亩的地块就叫“八十亩地”;遇到有钱的财主买八顷田地时,就叫“八顷地”或“八顷”。另有一个财主也买八顷地,就叫“下八顷”,所以“上八顷”,前七顷七、两顷五、两顷五上、两顷八等地名也随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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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驻防兵弁时有变化,各家史志记载不一,但都是有根据的。之所以出现差异,是因为撰写者选取资料的年代不同。准确地弄清各年代的变化是十分困难的。这里列举的数字大致反映的是清朝乾隆时代的情况,偶尔也使用其他年代。谨请读者使用这些资料时,进一步查考原始文献。赵尔巽等编《清史稿》卷一三〇,兵志一,第3865页。周家楣、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经政志10,北京古籍出版社,第2235-2243页。

很多人家刚刚到围场生活,不能马上修房盖屋,便塔建满族常住的“窝铺”暂为栖身之处。就是用木杆搭成人字形木架,上面覆盖一些树枝柴草,因此有了用窝铺命名的地名。如:天津白姓人家挂单买地,搭建窝棚暂时居住,故有了白家窝铺之名。依此就产生出了老窝铺、黄旗窝铺、毕家窝铺、白家窝铺、黄家窝铺、成家窝铺、倒座窝铺、坝外窝铺、南窝铺、北窝铺、上窝铺、下窝铺等地名。这种窝铺常被人们称为“马架子”,所以又有了马架子、东马架子、西马架子之名。在农忙时,为了解决中午吃饭休息问题,一些买地大户或若干小户合伙建灶房,于是又出现以“伙房”为名的地名,如上伙房、下伙房、南伙房、北伙房、安家伙房、鲍家伙房等等。第二处伙房就叫二把伙、第三处伙房就叫三把伙。兴隆县黄土坎人迁到围场开荒种地,为了纪念故乡就叫黄土坎。辽宁建昌县人来围开荒种地,就就就叫小建昌线。

[1] 刘锦藻等。清朝续文献通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年。

6、从客栈商号地名看围场经济繁荣

[2] 和王申等。钦定热河志[M],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道光二十三年天津盐山左士荒、马泰等十六户人家来围场治产立庄,把土地分成十六份,成村后故称“十六分地”。同年,又有殷树恩从山东济南府德平县殷家庄迁围场开车马店,因马车店紧靠官道,逐渐发展成村,故名殷家店,两村逐步相连。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以殷家店命名,十六分地则成为殷家店公社、殷家店大队的驻地,十六分地渐渐不被人使用。类似于以开店取名的很多,如:姜家店、王家店、杜家店、潘家店、常乐店、左家店、马家店、步家店、孙家店、六合店等。

[3] 赵翼。檐曝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

还有以货栈商号名牌命名的地名。如:四合永,据记载开围时,有四户家人合开客栈,起名“四合永”,取其“四家合力永兴”之意,后来演变成四合永镇。有三户人家合我开了一家店铺,起名“三合义”,后来其中两家退出,一家继续经营并改名“永合义”。此外,还有宝元栈、三义永、三义号、四合堂、八英庄、广发永、德茂隆、德合公、宝元昌、锦善堂、裕太祥、裕泰丰、务本堂等等。

[4] 袁森坡。论建立避暑山庄的历史背景、位置和历史地理环境

还有以经营性质直接命名的村子。如:作挂面的叫挂面铺;作土豆粉条的叫粉房;烧瓷缸的叫缸窑;烧砖瓦的叫砖瓦窑;酿酒的叫烧锅;榨油的叫油坊;开染布店的叫染坊;作糖的叫糖坊;开铁匠炉的叫铁匠炉;姓王的人家开铁匠炉的叫王家炉;一个染匠带着一伙人到某地租房开染坊,并发展成村子的叫靛把头营子。一条街巷都是作买卖的商业街,则叫买卖街。因民国年间,当时的政府为了统调木材,设立了木局子,后来形成集市,因为往返人多,生意兴隆,因而形成买卖街,该地名沿用至今。

[A],避暑山庄论丛[C]第五辑。

7、从更改的地名看围场的历史变革

[5] 转引自孙东波。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政治作用[J],承德民族师专学
报,2002,。

地名中也有日伪时期的烙印。1937年日伪为了修建牧场,把战乱中四处逃散的老百姓迁回原处,称为重新整建故乡,按照迁民建场的顺序,依次称为一复兴地、二复兴地、三复兴地等。日本侵略者被赶出围场后,沿用一复兴地、二复兴地、三复兴地。最具时代感特点的地名当属大跃进时期,1958年全县以11个区建立11个大人民公社,分别叫东风、红星、卫星、前进公社,这些地名现在的人们都不知道了。

[6] 朱绍侯。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

1961年根据农村六十条,将原来11个公社划分为49个小公社,这些地名也就渐渐废止了,不过目前围场还保留一个叫前进的村、一个叫富强的村,就是那时留下的。还有用人名命名的地名,如李文章阳坡、赵存南沟。还有用坟茔命名的地名,如高家坟、五家坟,这些算是一段历史的凝固吧。

[7] 汪灏。随銮纪恩[A],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C].上海:着易堂,光绪三年刻本。

围场县的地名虽然多种多样,但是没有叫“屯”
,也没有叫“庄”的村子,除了人们的语言习惯外,还与历史有关。

[8] 席裕福等。皇朝政典类纂[M].台北:文海出版社。

“屯”与屯垦有关,清兵入关后,在东北屯垦,东北叫“屯”的地名就多,比如元茂屯。而在华北,清朝皇亲国戚开始了大规模的圈地,康熙年间这一现象被禁止,但是规模越来越大皇族和越来越多的贵族的粮食供应也是必须解决的,朝廷就允许王公贵族们在京东京北地区及承德一带建立粮庄,由主管清朝宫廷事务的内务府以及王侯贝勒、政府部门招聘把头承租土地,雇用农工,组织生产,上交一定的地租后,自负盈亏;或由若干户农民以土地入股,推举把头合伙生产。把头们负责本庄治安、户口管理等工作,这种生产模式相当于现在的农场。

[9] 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比如《红楼梦》中的邬进孝,就是这样的庄头。由内务府管理的粮庄叫皇庄、由王侯贝勒管理的粮庄叫王庄,由政府部门管理的粮庄叫官庄,由农民自发组成的粮庄叫民庄。所以,在京东京北及承德一带叫“庄”的村子非常多,如杨各庄、柏各庄、范各庄、陈官庄、王家庄、石家庄等等。但是,围场开围后,没有形成这样的生产形式,所以,就没有以“庄”为名的村子。

[10] 张寿镛等。皇朝掌故汇编内编[M].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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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士奇。塞北小钞二[A].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C].上海:着易堂,光绪三年刻本。

[12]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13]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13 Year.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M], London in 1844.P.69.

[14]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1.

(文章原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