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周荣鑫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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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周荣鑫
周荣鑫原名周文华,曾经是我国国务院秘书长、教育部部长,1976年被迫害致死,年仅59岁。周荣鑫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猖獗时担任教育部部长,给他埋下了杀身之祸。
周荣鑫简历
周荣鑫少年时期在家乡一带读小学、初中,后入蓬莱乡村简师班学习。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组织失去联系。 1937年1月去延安,
参加“抗大”二期学习班学习。同年5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入中央党校学习,留校任教务处干事、班主任等职。
1943年后,历任中共行唐县委组织部长、中共晋察冀分局党校组教科长、中共张家口平绥铁路局书记、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党校教务主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秘书长、中共华北局副秘书长等职。建国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建筑工程部副部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中共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教育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秘书长、教育部部长和中共中国科学院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
1975年,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猖獗之时,周荣鑫就任国家教育部部长。
1976年4月13日,被迫害致死,终年59岁。
为什么说周荣鑫是周恩来邓小平的亲信
1975年1月17日,经周恩来提名,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周荣鑫为教育部部长。也就是因为这次题名,给周荣鑫埋下了杀身之祸。当时迟群也盯着这个位置,不过他走的是江青的门路。1974年11月,江青曾写信给毛泽东,大力推荐迟群当教育部长。周恩来深知惹不起江青,故在征询毛泽东意见时,周恩来问毛泽东:“迟群能不能做教育部长?”毛泽东回答:迟群不仅不能当部长,连副科长都当不好!毛泽东为何如此说?迟群与谢静宜在“工作”中经常吵骂,互相打小报告,而毛泽东似乎更偏向谢静宜。周恩来见毛泽东主动排除了迟群,便适时抛出周荣鑫,毛泽东当时心里如何考量不得而知,但表面上同意了。就这样,周荣鑫当上了教育部长。
1975年2月2日,邓小平代替因病入院的周恩来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他同样赏识周荣鑫,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邓小平“四大金刚”之说。周荣鑫就任后倒也卖力,起草了《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着手全面整顿被破坏了的全国教育。他的做法,自然引起江青等人不满,迟群更是虎视眈眈。从此,周荣鑫的厄运开始了,从1975年12月起周荣鑫即一直受到追查、批判,周荣鑫见势不妙,称病入院。从1976年1月起,迟群一伙强令周荣鑫出院,接受追查、批斗,达50余次。1976年4月12日上午,迟群等人又开会批斗周荣鑫,直到周荣鑫当场昏厥。4月13日凌晨,周荣鑫死亡,59岁。

原标题:中南海的“救火大队长”

  “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 原刊《思想理论动态参阅·文史参阅》

  江青伺机反扑。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作者|周少华

  事情的发生,颇为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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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个四十四岁的女讲师,奉召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周荣鑫抱着年幼的周少华

  她叫芦获。笔者在一九九○年六月与芦获作了长谈。据她说,本名芦素琴,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东北辽阳。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

当时最年轻的部长

  一九五四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

1961年,父亲被调到教育部任副部长,1962年调国务院任代理秘书长,1964年经人代会批准任秘书长。

  毛泽东患眼疾以来,虽有张玉凤为他读文件、信件,但他毕竟是个酷爱文史、手不释卷的人,要张玉凤读古籍,就勉为其难了。为此,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办公厅遴选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为他侍读古籍。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北京大学,从中文系教师中初选了四位,内中有芦获。毛泽东听了关于这四位教师的简历介绍,选中了芦荻。其原因是毛泽东曾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一书,芦荻是选注者之一,他熟悉她的名字。

周恩来选择国务院秘书长,除政治可靠外还有四个条件:一是要能自己动手写国务院公告和文件,即有一定的文字能力;二是善于处理与各个方面的关系,即俗话说的人缘好、脾气好。国务院当时有16位副总理,还有几十位部长,近十个直属国务院办公室,另还要处理与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军兵种之间的工作问题,秘书长必须能协助总理妥善协调各方关系;三是秘书长要年轻,身体好,跟得上总理的工作节奏;四是级别不能低。越级使用老同志会有意见。薄一波伯伯对我父亲很了解、很信任,是他向周总理推荐我父亲担任这一职务的。父亲出任国务院秘书长时只有40多岁,是当时最年轻的部长,他的虚心和对老同志的尊重爱护使他得到了各方面的信任。

  芦荻以极为偶然的机缘,进入中南海。夜里,她为毛泽东侍读。读毕,毛泽东常与她谈论古典文学,有时一谈便是两、三小时。在毛泽东晚年,很少有人能够这样经常跟毛泽东长谈。

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和要求下,国务院带头制定了关于用车、住房等严格的规章制度,连开会喝杯茶都要交钱。对这些制度,父亲都严格执行。我的小妹妹当时每天都要到医务室看病,但不能坐父亲的车,于是,父亲就带着她,天天步行绕北海一圈,进中南海北门去上班。步行上班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文革”开始后才不得不改。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凌晨二时,芦获接毛泽东秘书电话,要她前来为毛泽东侍读,她即骑自行车,从不远的下榻处过来。

父亲由于工作忙,经常会带些文件回家看,有时我会偷看父亲的文件,虽然明知如果被发现,会受到父亲的严厉批评,但还是忍不住会溜到父亲的房间偷看几眼。一次,我在偶然偷看文件时,居然看到罗瑞卿在挨批,吓了我一跳。罗瑞卿伯伯是我们非常敬重的老领导,他怎么了?回到客厅想问父亲,但看到父亲没有了往日见到孩子们时的慈爱和喜乐,而是坐在沙发上神色凝重,不发一言,闷头抽烟,我终于没敢发问。当时哪里会知道,罗瑞卿伯伯出事,正是“文革”的前奏曲?

  那天,毛泽东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三国演义》,最后谈到了《水浒》。

他们终于对父亲下手了

  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文革”初期,我父亲经常受周恩来之命,接见学生、做学生们的工作,也经常去从学生那里救回被揪斗的老干部。毛泽东十次接见全国的红卫兵,部长们都要在天安门上陪同参加,否则就会被认为已被打倒,也就会受到更大的侮辱和批斗。所以每次开大会前,总理都会要我父亲去核实各位部长的处境,把被揪斗的部长们找回来。一次去找被机械学院学生们揪斗的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只见他正穿着唱戏的大红袍站在台上挨斗呢!父亲忙向学生们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学生们把段君毅放了回来。这样的事情多了,惹恼了“中央文革”,说我父亲是“消防大队长”,他们终于对父亲下手了。

  毛泽东说话时,芦荻按她的习惯,在笔记本上作记录。

1966年12月16日下午,在一次6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江青在周恩来毫不知情、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动突然袭击,点名说周荣鑫是西城纠察队的后台,让他站到台前来示众。

  本来,这只是毛泽东跟芦获的谈话。由于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及,今后出版《水浒》,可把鲁迅关于《水浒》的评论印在书前。

随着江青的公开点名,抄家的学生也就要来了,周恩来要我父亲收拾好文件搬到中南海里住,父亲被保护起来,母亲和我们姐弟也各奔东西,躲藏起来。

  张玉凤一听,出于机要秘书的本职考虑,她要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她要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便通知出版部门执行。由于出版部门归姚文元管,张玉凤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报送姚文元,由他转往出版部门执行——这一切,都是按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着。

中南海的“救火大队长”

  姚文元一看毛泽东的关于《水浒》的谈话,当即提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文章”。毛泽东批示“同意”。

为使被批斗的部长们有个可以安心吃饭、睡觉、休息的地方,周恩来就把部长们接到中南海里住下。但即使在这里,也不得不被造反派们揪出去挨斗,我父亲就成了这个避风港的联络员,每位部长在出去挨斗时都不忘叮嘱我父亲:老周,我到时不回来,千万记住让总理找人去要我!我父亲惦记着这里每一个人,关心着他们,总是要看着他们回来才放心,在中南海里继续当他的“救火大队长”。当时贺龙和乌兰夫伯伯被揪斗得厉害,我父亲受总理之命,把他们藏在西山的某处秘密房子里。

  于是,江青和她的同伙们,抓住了这一机会,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评《水浒》”!

但是随着形势的持续恶化,中南海这个避风港也不行了,部长们不得不离开中南海,回到群众中,在风云激荡的日子里度过艰难的岁月。这时在中南海北区里除了总理和先念伯伯家,就只住了谷牧、余秋里和我父亲三人。他们三人在中南海里共同度过近两年的岁月。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乐天的性格也难改,经常商量着要什么好吃的,要喝什么,就打电话叫家里人送去。我们三家人轮流买了送去。因我们家离得最近,所以我们送得多一些。到中南海北门送东西,是我们姐妹们最爱做的事情了,因为可以见到父亲。有时,他们三人会一起等在北门接东西,见到我们,他们会笑着问:“小姑娘,今天送什么好东西来了?”

  八月二十八日,《红旗》杂志第九期便发表了《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在北京养病,成了老干部和总理的“民间联络员”

  《水浒》乃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对于它的评论,已经发表过不少。

后来毛泽东要干部上五七干校,学生要上山下乡。全国人民都不得不响应号召,我们家七口人,分了五个地方:父亲带着二妹和只有14岁的弟弟到宁夏平罗国务院五七干校(那里原来是个劳改农场);母亲到河南;小妹到陕西延长县:三妹到山西大同;我到天津静海。一家人各奔东西,相隔千里。

  怎么会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出面,发出“号召”?文章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大约是在1970年左右,父亲在宁夏得了心脏病。周恩来知道后,批示:“告周,安心静养,稳定后回京治疗。”总理的批示是我父亲战胜疾病的最大精神支柱。在国务院五七干校及北京同志的关怀照顾下,父亲回到北京,住进阜外医院。父亲病好回家继续疗养的这段时间,因为没有工作,是他一生中与家人子女相处最多的日子。

  这些话,使许多读者感到费解。

当时来我家的客人很多,王震伯伯就是常客。王震伯伯每次来我家,都会带些信来,都是些遭受迫害的老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写给总理的,要我父亲转给总理。父亲和王震伯伯联手成了老干部和总理的“民间联络员”,帮助解决了很多老同志的困难。

  江青的一次次讲话,点穿了内中的奥秘。

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我们没有搬家,父亲也没有被扣发工资,所以,很多家庭受到冲击的孩子们,包括一些外地省委书记的孩子们,来京时就吃住在我们家。据粗略统计,平常日子里,在我家吃饭的外人,每月就有近百人次,有一个月甚至有207人。

  八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她直截了当地说:

苦口婆心做工作,“成功解救”于若木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1972年,毛泽东点名要四个人写检查,有胡耀邦、林乎加、苏振华和我父亲,检查通过了就分配工作。用当时的习惯用语,就是要“解放”了。我父亲和耀邦伯伯,我和胡德平就一起商讨该如何写这个检查。耀邦伯伯有骨气,坚决不承认犯了“走资派”错误,而且要我父亲翻西城纠察队的案。父亲和我斟酌再三,此事涉及总理,不能把责任搞到总理头上,父亲为此承担了责任。大家的检查交上去了,我父亲的检查据说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肯定。中央把他的检查发给各地方,给各位该解放的老同志当样板。其实就是想解放大批的老同志,准备逐渐让他们恢复工作。

  原来跟“批判孔老二”一样,江青所惯用的是“影射史学”!

1973年,吴庆彤来告诉父亲,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办公室已经准备好了。爸爸兴奋地等着回国务院上班,但是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找周恩来点名要他去科学院主持工作,周恩来驳不过郭老的面子,让我爸爸去了科学院。

  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对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和清华写作组等一百多人讲话时,更为得意:

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也在科学院工作。于阿姨在“文革”初期写了江青的大字报,揭发江青奢侈腐败,被造反派揪住不放,开除了党籍,下放到植物园劳动,不许回家。我父亲就找了造反派做工作,耐心地告诉他们,于若木同志是个非常正直的人,她写的大字报并没有给谁造谣,所以应该恢复她的党籍,恢复工作。经过多次说服工作,于阿姨被恢复了党籍,允许回家。父亲亲自向陈云伯伯汇报,陈伯伯对这样的结果心里感到非常宽慰。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他倒在“文革”后期的批斗会上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1974年父亲就向国务院报告唐山可能有大地震。

  江青还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她的一次次批评,说成了对她的“迫害”。

当时国家地震局归科学院管,从1974年下半年,家里墙壁上就挂起两张地震形势图,他回家经常研究地震局的材料。在邢台地震和渤海地震后,大多数专家认为辽南50年内无大震,有的认为有5~6级地震,唯独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主张一二年内辽南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耿庆国总结我国西周以来干旱和地震关系的历史记载,提出旱震理论。他发现1972年华北和渤海地区出现百年不遇大旱,构成8级地震或两组7级地震的物理背景,于是他在1974年5月31日写报告作出7级以上地震的中期预测。

  江青借助于“评《水浒》”,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

当我父亲了解到耿庆国对河北南部及山西交界一带的特旱区已发生过邢台地震,再次强震并无把握时,在他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删去这个危险区,正式做出辽南和唐山地区可能发生强震的中期预报,并成立了京津唐张协作组和渤海协作组,以加强对这两个危险区的短临监测。

  她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我父亲于6月15日签发了科学院给国务院的报告,介绍了地震专家的三种意见,提出“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他还向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做了口头汇报和说明。国务院1974年6月29日以国发[1974]69号文件把科学院报告批转给有关各省区。文件中指出,“报告提出的一些地方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只是一种估计,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要立足于有震,做到有备无患。”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未敢定夺,连忙请示毛泽东。

渤海地区协作组主要由沈阳地震大队和辽宁地震办公室开展短临监测,我父亲在海城地震前一天派地震局长刘英勇到现场发布短临预报并组织群众避震。当时天寒地冻,怕群众回家,要求基层放电影吸引群众到野外。1975年2月4日海城73级地震虽然造成大量房屋倒塌,但是人员损失不大。极震区许多公社伤亡很少,甚至无伤亡。

  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

海城大地震之后,各地天天报来情况,如唐山化肥厂发现地光,通县井水含氡量变化等。爸爸每天都仔细听、仔细看。

  毛泽东嘱咐:“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爸爸1975年1月已经到教育部上任,但科学院的工作一时还交不出去。直到离任前,他的卧室都挂着地震图,每天对着地图看震情简报。在离开科学院前他亲自签发给国务院的最后一份报告中,再一次强调京津唐张一二年内可能有6级以上破坏性地震。可惜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地震局的造反派批判京津唐张协作组是我父亲搞的“条条专政”,使协作组陷于瘫痪。他们还压制了耿庆国7月中旬根据五项气象指标做出的短临预测。

  安插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地震,同一天滦县发生7.1级地震,伤亡极为惨重。我父亲当年4月已经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没有见到唐山大地震。但当我听到唐山地区青龙县委书记自觉执行国发[1974]69号文件,全面设防,在房屋大量坍塌情况下竟然无一伤亡,感到这是对我父亲的最好悼念。

  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盲。

教育部长是替罪羊?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我父亲脾气好,但也敢于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不怕得罪人。在筹备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草拟政府组成人员名单时,周恩来提名要我父亲任教育部部长。我还记得,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前一天,我和父亲坐在家里沙发上听广播,宣布政府工作人员组成名单,当念到我父亲任教育部部长的时候,我对爸爸说:“我就猜到会让你干这个工作!可要小心点。苏联的农业部长,中国的教育部部长,都是要当替罪羊的!”爸爸说:“不但要干,还一定要干好。”邓小平主持工作,工作风格刚正不阿,雷厉风行,大刀阔斧,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各项工作的整顿很快见到转机。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我父亲坚定地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在教育战线他大声疾呼,直言批判“四人帮”的读书无用论,提出对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要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做出符合实际的调整,不能一讲知识分子就一概当做资产阶级。他说:“过去只讲学文化,现在不讲学文化。一方面要搞四个现代化,一方面又不要文化,这怎么行?”“这几年有个最大的危机,我们教育部门就是不读书。教育战线的形而上学很猖狂”。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

父亲亲自到上海复旦大学召开座谈会,贯彻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指示,要求大学招生要经过文化考核。毛远新借着张铁生交白卷制造了个“朝农经验”,要求大学生“社来社去”,毕业后必须回农村。我父亲回家说,难道农民的孩子就不能进城?大学毕业生应该哪里需要去哪里。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九月二十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为了让更多农家子弟上大学,他提出在中小学十年制的基础上再学两年大学基础课程的想法。他还和大寨郭凤莲商量,准备在山西昔阳搞十年制加两年读大学的试点。迟群等人组织他们在教育部安排的人把我父亲的言论都记录下来,出了一本厚厚的周荣鑫黑话集,断章取义,极尽歪曲之能事,向毛泽东告黑状,搞秋后算账。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

没过多久,“四人帮”开始反攻倒算。他们说这是“右倾翻案风”,胡耀邦、周荣鑫、万里、张爱萍都是“右倾翻案风”的黑干将,邓小平是风源。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张玉凤回忆,是一九七五年八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七月二十九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

“四人帮”正式向父亲“兴师问罪”

  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在和“四人帮”的激烈斗争中,我父亲再一次得到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当时,周恩来重病住院,多日见不到总理,父亲非常惦念。

  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有时,不得不由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摸,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摸对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有一天,父亲下班回家,告诉我说:“明天周总理要接见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姆博,要我陪见,并要我提前一小时到北京饭店等候。总理安排提前见我。”听了这个消息,我们和父亲一样,又激动又盼望。第二天下午,爸爸两点钟走的,五点多钟回来的。我们迎上前去,把爸爸拥进了客厅。一进了客厅,我们就迫不及待地问爸爸见总理的经过。爸爸缓缓地告诉我们:周恩来询问了爸爸的工作情况。爸爸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在科学院和教育部的工作,汇报了迟群等人的干扰和破坏,汇报了自己的做法。周恩来听完后,明确表态同意我爸爸的观点,说:你在科学院和教育部的工作,做的是对的,处理得很好!周恩来嘱咐他要注意和迟群等人的关系,当心一些。我父亲又说:“我看总理精神还好。就是又瘦了许多。我劝总理吃中药,用中医调理一下,也许会好一些。但总理却对我摆了摆手,说:让他们治吧。”

  就在这时——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身边多了一位身材壮实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他常来看望毛泽东。不久,他便成为一名特殊的“联络员”。毛泽东跟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由他充当“联络员”。

有一些在北京工作的老同志来提醒父亲说,迟群等人整理了你的黑材料,已经报告给毛泽东,要小心。

  此人便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笔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日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

1975年10月,当我父亲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访问扎伊尔和毛里塔尼亚回北京那一天早晨,广播了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四人帮”正式向周荣鑫兴师问罪了。那天晚上,我到机场去接父亲,告诉父亲说:两报一刊今天给你致“欢迎词”了!回到家里,爸爸心情沉重地说,他们是打隔山炮。

  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结婚,于一九四一年二月生下毛远新。一九四三年九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一九四五年七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大字报围攻:“一家开花,大家撒籽”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改嫁时,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

此后,爸爸又开始了他挨批斗的艰难生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及其他一些地方,批判周荣鑫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我父亲心脏病很重,还要被迫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在大字报围攻的同时,“四人帮”也不放过我父亲,张春桥找我父亲谈话,逼我父亲承认错误,逼他交代问题。张明确表示,只要把上面的关系说清楚,你就可以解脱。张的意思太清楚了!他们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指向小平同志。但我父亲宁愿自己承担一切责任。在激烈的争论中,我父亲坚持要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张春桥也说出了他的“名言”:“我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最后,张春桥生气地说:“你这个人真固执,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可想而知,在这次谈话之后,我父亲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自从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毛泽东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在极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朋友们都不敢上门。而在这个时候,却恰恰是父亲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一天晚上,父亲让我和二妹妹去看看王震同志。他说:“去看看你胡子伯伯,向他请教,问问他该怎么办?”那天晚上,我和妹妹骑自行车找到了胡子伯伯家。当我们问到要不要写检查时,王伯伯凝神想了想说:“对毛主席的批评意见还是要检查的。”回家后,我们把王伯伯的话告诉了父亲,父亲热泪盈眶。父亲说:“写检查也只写自己的问题,决不把责任上推下卸!”

  毛远新上完中学,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其他老同志也以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关心。我记得童小鹏叔叔打电话,问我父亲怎么样了?我告诉他说:“这回是大家撒籽,我们一家开花。”因为几乎所有老干部都支持小平同志的整顿工作路线和方针,这就是大家撒籽;“四人帮”当时重点整了四个人,即胡耀邦、周荣鑫、万里、张爱萍,而我父亲在教育战线是首当其冲,成了他们重点批判的目标,这就是一家开花。他们目的很清楚:既“打”了邓小平,又刺激了在重病中的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毛泽东和他如同父子。七月五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事后,毛远新追记了这一次谈话。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九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谈话纪要》中有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

在批斗会场上昏迷4小时得不到救治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教育部在迟群一伙的把持下,斗我父亲越来越狠。明明知道他有心脏病,却连续十几天开批斗会,非要置我父亲于死地而后快。

  一九六五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按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下连队当兵。不久,“文革”开始。当时规定一九六五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校。

4月12日上午,我父亲在批斗会场上突然昏迷不醒,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却不许父亲住医院。说什么北京医院不能成为走资派的避风港!父亲就在批斗会场的地板上躺了四个多小时,昏迷不醒。最后还是吴庆彤找到纪登奎批准,华国锋也批示要全力抢救,我父亲才住进医院,但是已经晚了!我父亲被迫害去世了,至死也没有说一句对不起党的话。他的秘书、司机、警卫员、炊事员流着热泪和我们一起与父亲最后握别,给他送行。他的秘书许永跃握着他的手,一直把他送到太平间。那悲伤的一幕,我们永生难忘!

  在“文革”中,《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作为传单广为印行,毛远新的身份也就广为人知。

父亲的骨灰盒在家里放了一年多,直到1977年8月28日,才给他平反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敬爱的小平伯伯、陈云伯伯、先念伯伯等1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他们来向一位坚贞不屈、宁折不弯、以身殉职,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共产党员表达最后的敬意。

  一九六八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出任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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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呼江青为妈。江青视他如自己的儿子。毛远新在政治上紧跟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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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在一九七三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却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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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创造了“朝农经验”。“朝农”即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实行“开门办学”,在一九七四年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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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江青安插了毛远新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

  毛泽东“打招呼”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旁,开始向毛泽东“吹风”。

  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泽东最看重“文化大革命”。谁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寸步不让的。毛远新“吹”的“风”,正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

  毛泽东当即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佰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三个人开个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找邓、汪、陈开会。毛远新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邓小平对他说:“昨天(引者注:即十一月一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其实,毛远新所说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此言颇有背景。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意味着中共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就这一转发,印了一份《通知》,指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要打什么招呼呢?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全文如下: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退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这个“打招呼”,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打招呼”讲话中提及的给毛泽东的信,是中共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十月十三日两次写的信。

  他们向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而迟、谢正是江青手下的“左派”大将,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

  迟群,山东乳山县人氏,生于一九三二年。一九六八年春节,当时迟群还只是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江青对他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你可以当八三四一副政委!”就这样,迟群成为“进驻”清华大学的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后来也就当上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成为江青的“嫡系部队”。

  谢静宜,河南商丘人,生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五三年初中毕业,进入中南海,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她成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以至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她也是江青的“嫡系部队”。由谢静宜和迟群领导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是江青手下的“炮队”——林彪的“小舰队”是拿枪的,江青的“炮队”是拿笔杆子的,

  毛泽东“打招呼”,保护了江青的“嫡系部队”,不仅迟群、谢静宜神气了,江青更神气了。清华大学政治部某副主任,立即在学校里贴出《论走资派还在走》,矛头直指邓小平。迟群见了,马上把这位副主任找来,说道:“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关于迟群反革命案起诉书(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于是,那位副主任竟写了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其中三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

  毛泽东“打招呼”,意味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即将兴起:江青手舞足蹈,而邓小平则成了这场新运动的靶子。

  《红旗》杂志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篇文章,是公开地向全国人民“打招呼”了,预告一场反“翻案”斗争即将开始。

  “文革”是从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开始的。如今,又要批“翻案”了!

  周恩来之逝使江青狂喜

  风紧浪急,中国进入了动荡的时刻。

  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七十七岁的康生撒手归西。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是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离世的。全党全国隆重追悼,他骗去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顶桂冠。

  康生此人,在离世前夕——一九七五年八月,做了一桩异乎寻常之事。

  这位“康老”忽地召见毛泽东的“直线电话”——王海容、唐闻生,讲了一桩极为机密的事,要他们转报毛泽东。

  康生说:“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我曾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可以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张春桥是叛徒。”(转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章合之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密函。)

  康生会对他的同伙来这么一手,确实出人意料!

  康生的密告表明,他早就知道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他见到江青、张春桥日渐失势,毛泽东批评他们搞“四人帮”,所以也就向毛泽东密告江、张是叛徒,以免在他离世后受江、张牵连弄个不明不白!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底,江青得知康生在临死前来了这么一招,恨得咬牙切齿。江青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就在康生去世后二十天——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患膀胱癌医治无效而逝世。

  自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起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共经受了大小手术十四次,其中大手术六次,输血输液达一百多次。然而,在这样巨创病痛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

  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接见外宾六十三次;

  接见外宾前后跟陪同人员谈话十七次;

  在医院里召开会议二十次;

  离开医院出席会议二十次;

  外出看望别人或与人谈话七次。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去世的;据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

  “上午十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旁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屋里沉寂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已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周恩来之死,使江青陷于狂喜之中,她的最大的政敌终于画上了生命的句号。

  她笑道:“死了,我还要和你们争到底!”

  江青嘱令姚文元,控制全国报纸,压缩关于悼念周恩来的报导。

  周恩来去世才五天,二月十三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出“高路”(即梁效)

  的《孔丘之忧》一文,用刻毒的字句,讽刺人们对周恩来去世的哀悼:

  “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华国锋主持“批邓”的“转弯子”会议

  周恩来逝世,使国务院总理之职空缺。本来,理所当然应由邓小平继任总理—

  —因为他是“第一副总理”。

  然而,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下达的《中共中央通知》,却出人意料。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表明,自从“打招呼”之后,邓小平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毛泽东又选定了新的接班人华国锋。屈指算来,在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之后,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五个接班人

  张春桥既为自己未能当上总理而懊恼万分,也为邓小平遭毛泽东否定而幸灾乐祸。二月三日,张春桥在《有感》中诅咒邓小平:“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这次会议称“转弯子”会议,第一次把“批邓”公开化了。

  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据云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谈话。

  毛泽东说:(均引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对邓小平“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于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要求人们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好好“转弯子”。

  华国锋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

  在“转弯子”会议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帜亮了出来。华国锋取代了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周恩来死了,邓小平挨批了,江青由“闲人”变成大忙人。

  江青“麾下”的大大小小的写作组,此时集中火力在大报小报上攻击邓小平:

  什么《再论孔丘其人》,什么《司马光登台一年》,什么《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什么《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江青“麾下”的电影界,先是推出了故事片《决裂》,“向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决裂”。紧接着,一批“跟走资派斗”的故事片,在紧锣密鼓声中开拍,诸如《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千秋业》等等。

  在这“转弯子”的时刻,江青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召集十二省、区会议,作了长篇讲话。江青的讲话,不遮不掩,直攻邓小平。

  以下是江青讲话记录稿的部分摘录: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四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引者注:指江青),四月底一直斗我到六月。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

  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车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年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车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

  他要是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

  他七五年一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

  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别人不能去

  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消,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说怕我看了生气。我还活着嘛,我还活的好好的嘛。……

  江青在讲话中,自比武则天、吕后、赵太后,俨然一派“红都女皇”的口气:

  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

  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从李世民到李治的名臣,她都用,而且为她所用。她简单吗?但是那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专门攻击这样的人。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个很厉害的女人,赵太后。同志们知道我讲过这个历史。齐威后,那都是很厉害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

  江青说到这里,其“女皇梦”已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她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江青的这番“长篇讲话”,传到了毛泽东耳中。尽管此时她正得势,但毛泽东仍于三月十日批示,对她进行批评:

  “江青于涉太多了,单独召开十二省讲话。”

  天安门广场爆发反江青的怒火

  丙辰清明节——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人如海,诗似潮。人们缅怀周恩来总理,发出了心底的吼声。

  一首《赠某女士》,一时间万人争相传抄:

  某女士真疯狂,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好景终不长。

  这“某女士”何人?谁都一清二楚。

  还有那首《大家看看什么人》,也是传笑一时:

  真戏子,假党员,穿戴时髦臭美脸。

  资产阶级野心家,天天梦想当太后。

  《张三李四》之诗,人们悄声附耳作“注释”:

  狐鼠幽会仙人洞,张三李四成了精。

  乔装打扮“我独革”,恶直丑正惑君听。

  “张三”何人?张春桥也。“李四”呢?那《庐山仙人洞》照片的作者李进,亦即江青也。

  还有那需要“注释”的诗:

  稗草妄自称乔木,腥风岂非出青萍。

  诡言千番难成理,八亿心红眼自明。

  那“乔木”,分明是张春桥的“桥”字,而“青萍”则指“江青”、“蓝苹”。

  一时间,声讨“白骨精”、“女妖”、“新慈禧”的诗,铺天盖地。人们对江青的怒火,在胸中郁积多年,终于大爆发了!

  数十万群众、数千个花圈,云集天安门广场。丙辰“天安门事件”,震惊中外。

  四月四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定下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江青提出,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和诗歌的人。她还提出,清明已过,花圈要组织人马连夜全部运走!

  当夜,毛泽东听了毛远新关于政治局讨论情况的汇报,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五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被民兵和公安人员迁走、销毁,与群众发生冲突,开始捕人。当晚,一万多民兵、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包围天安门广场,镇压了群众的抗议运动。

  七日上午,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作出决定: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邓小平被说成是天安门事件“总后台”),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

  七日下午,毛泽东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两项决议,即《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这样,中国政局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邓小平被打倒了,华国锋被正式定为“接班人”。

  在天安门那众多的诗词中,忽地冒出许多悼念毛泽东前妻杨开慧的诗篇,颇为耐人寻味:

  自古长江从天落,巾帼英雄有几何?

  开慧烈士最忠贞,伴随主席鏖战多!

  人们怀念杨开慧,那是因为江青是“白骨精”!有的诗颂杨贬江写在一起,更显示了人们的爱憎:

  风中青草乱俯仰,骄杨挺立壮巍巍。

  神州且为忠魂舞,高歌一曲颂开慧。

  那“青草”,指的是江青,“骄杨”则不言而喻指杨开慧。

  江青一气之下,在一九七六年五月,指派亲信把《毛泽东诗词》英译本《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关于“骄杨”的注释删去了——虽然这条注释是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